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一论断揭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未来前景，而基础学科在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肩负着重任与使命。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种较为发展、较为成熟的学术活动中，基础理论总是构成其主导核心；而较为深入和真正创新的思想，又总是涉及并围绕着基础理论的本质根据展开活动、推进发展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每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推进和突破，都要求着或伴随着基础理论的变迁与跃进，因而是通过或诉诸基础研究的持续努力来实现的。如果说，基础学科一般居于理论与思想交汇的要冲，并且主要承担着基础理论与基础研究的任务，那么，它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总体发展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基础学科的重要性首先来自于基础理论的枢轴作用，这是由学术的自身规律决定的。我们知道，任何一门学科总是通过其发展起来的基础理论来获得决定性奠基的；当这样的基础理论尚未被制订出来之前，它甚至还算不上真正的学科；而当一门学科发展起来之后，其转折性的标记又总是在基础理论上留下深刻的印迹。例如，当我们一般地来阐述古典经济学的历史时，会把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称作这部历史的“前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一阶段，虽然经济问题可以被“自在地”来加以谈论，但学术本身还完全没有取得它的基础理论。决定性地改变这种状况的代表人物是配弟和魁奈——正是他们在基础理论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才使得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成为可能。就像古典经济学由此才开展出它的繁盛时代一样，今天的哲学社会科学，如果不高度关注基础学科并在基础理论方面积极有为，便根本不可能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学术成果。

　　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重要性同时是由我们所处的时代状况规定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从根本上说具有深刻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样的时代状况不能不唤起那些最为重大的基本问题，并要求我们的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对之作出积极探索和应答。这种情形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西方的近代变革——这一变革不仅反映在几乎所有的学术中，而且实际上触动的是基础理论中最为基本的问题领域。就像伽利略、笛卡尔等在物理学上决定性地变革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一样，中世纪哲理神学的整个原则（信仰与权威）被颠覆了，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新的哲学基础理论，其原则是作为自我意识的思维。因此，和库恩所谓的“常规科学”时代（那时基本问题往往是隐遁的，而基础理论是被先行默认的）不同，我们的时代必将是理论创造的时代——这一社会变革在多大程度上展开，就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基础理论的深化、变革与创新。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本身将那些深入于基础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思考托付给基础学科的。

　　基础学科和基础理论的重要性是与学术面临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中国自近代以来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就其一般的趋势而言，是普遍进入到一种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中去了，由之而来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种积极的酝酿和积累，但其根本前提是：中国学术必须在其特定阶段上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并从而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很显然，对于“学徒状态”的学术来说，基础理论和基础学科的建制往往可以从外部现成地取得；而对于自我主张的学术而言，它必须自主地建设本己的基础理论和基础学科，并通过“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而使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术得以成立。在学术上摆脱“学徒状态”以获得自我主张的迫切需求，凸显了基础理论和基础学科的重要性，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目前正在经历这一决定性的转折。就此而言，一个有益借镜是古代希腊：当时的希腊人背负着自己的传统而面对着强势的东方文化（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以及闪族的等等），一度似乎要被外来文化压垮了。但由于希腊人听从了德尔斐神庙“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坚定而诚实地反省了自己真正的需要，从而获得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张——他们由此学会了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

　　基于上述缘故，我们突出强调了基础学科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总体发展的重要性，但这绝不意味着非基础学科因此就是可以轻视或怠忽的。恰好相反，唯有通过应用学科或交叉学科在前沿上的生动活跃和积极进取，基础学科在理论上的开拓与深化才可能是富于内容并切中现实的，正如基础研究理应为各种应用研究和智库建设提供强大学理支撑一样。总而言之，时代呼唤伟大的学术，呼唤独立的和拒绝盲从的知识界；我们的基础学科必须承担起重任与使命——远离浮躁庸浅，通过艰辛卓绝的努力迎来学术上的繁花盛开。（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