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今年（2015）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又通过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如此三足鼎立的论述，共同构建中华文明复兴的宏伟大厦。而在我看来，整座大厦的根基在“人才”。这里仅从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用十句话，简要勾勒大学视野里的“人才养育”。

　　第一，大家都是人才，只是轻重有别。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及的人才包罗万象——“培养造就一批善于治国理政的领导人才，一批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开拓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家、文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大批技艺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一大批职业化、专业化的高级社会工作人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比照此面面俱到的论述，显然，大家都是人才。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众多计划中，“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及“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是有实实在在的措施盯着的，那才是高层的真实意图。说白了，第一，注重经济建设急需的各行各业人才；第二，偏向于理工科，兼及金融、管理等社会科学；第三，着重从海外引进，这既是价值判断，也便于管理——你不服气，谁让你不在海外，或者提前回来？

　　第二，“怀才不遇”是常态。有三句古诗，可用来描述人才的精神状态。极端自信的，有唐代诗人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牢骚满腹的，有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至于打抱不平、呼告天地的，则是清代诗人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问题在于，古往今来，读书人多自认为是“人才”，但居上位者并不这么看。

　　第三，为什么说“人才难得”。据说1974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长沙与前来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其中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话日后在中央为邓小平平反时多次提及。我的解读是，第一，中等人才易得，顶尖人才难求；第二，天降人才，未必就能恰好被你发现；第三，为“我”所用，方才是“真人才”——这里的“我”，可理解为领袖、时代、国家等；第四，再好的人才，若无舞台，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第五，主政者须尽量出于公心，提供人才挥洒才华的好环境——这里牵涉风气、制度、机遇等，颇为复杂。

　　第四，如何选拔人才。无论何时何地，统治者（或曰领袖人物）都知道，“治国”是需要“人才”的。难处在于，真正的人才能否以及如何脱颖而出。这里缩小范围，不说阶级及利益造成的偏见，单是学科分野，就导致鉴定人才的标准千差万别。同样讲求创新与贡献，工科最容易鉴别，因有专利发明及成果转化的等级与数字作证；理科次之，不过，名刊论文或院士头衔，说起来还是响当当的；社会科学再后退一步，但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还是颇受领导重视的；最难堪的是人文学，其贡献与影响力是潜在的，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谈论何为难得的人才，引入“学科文化”的视野，明白各学科间趣味及评价标准的巨大差异，才能有的放矢。

　　第五，人才竞争白热化。21世纪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如此愈演愈烈的竞争关系，渗透到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大学与大学、学科与学科之间。某种意义上，政治人才（如公务员）是本地市场，相对比较容易调控；科教人才（如科学家或人文学者）则是全球市场，若有真本事，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正因此，开不出好价钱的中国西部各大学，在此轮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不要说出去抢人才，如何想方设法留住自家原本就比较稀薄的人才，就够所有的校长们头痛的了。从长远看，放开管制，有利于知识创新，但如何兼及各地区在教育方面的均衡发展，是个必须直面的难题。

　　第六，理解不同类型的人才。眼下各大学都使出浑身解数，争抢高端人才；何谓“高端人才”，常见的描述是“领军人物”。可实际上，并非所有学科的顶尖人物都在“领军”。工程技术或某些社会科学，需要大兵团作战，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那是大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艺术等领域，情况不是这样的，那里的第一流学者往往是“独行侠”，埋头做自己的研究。你非要他率领千军万马齐上阵，不仅做不到，也做不好。以我浅见，人文领域的创新与突破，大都属于这些壁立千仞、特立独行的学者。领着几百上千人做学问，那只能是整理或汇编，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学术组织者”的能力，与“千里走单骑”的胆识，同样值得尊重。可眼下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越来越向“组织者”倾斜，见面先问行政级别、手下人马以及经费数目，这可不是好现象。比起谈笑风生的社会活动家来，沉默寡言的大学者更难得。校长的责任，首先是发现，其次是鼓励与保护——不管他/她愿不愿意或能不能“领军”。

　　第七，人文学的崛起更值得期待。中国人在国际学界的发言权，远低于其在经济、军事或政治领域的影响力。说到中国学术的奋起直追，大家主要关注理工科的进展；其实，更值得关切的是中国的人文学及社会科学。有意识形态做“挡箭牌”，某种程度上掩盖了我们的弱项。我甚至认定，若论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更让人扼腕的是人文学。当然，你可以“一剑封喉”，说这是政治立场决定的。不过，有一点你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文学者的著述，做得最好的，也基本上只在“中国研究”领域被关注；而我们之所以阅读巴赫金、哈贝马斯等人的著述，并不意味着要转行研究俄国或欧洲文化。

　　第八，质疑“大师饥渴症”。最近这些年，原清华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与“大师”的名言广为传播。于是，国人好像突然间得了大师饥渴症，到处寻找、拼命发掘、制造出许多真假难辨的“大师”来。说句不中听的，只有在极端封闭且缺乏自信的年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这把虚火越烧越旺，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断言大师其实不太重要。我的基本思路是：学术风气好，不是大师，也能作出一流的成果；学术风气不好，自以为的或被捧成的“大师”，必然迅速陨落（参见陈平原《“学术”谁来“评价”》，《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第九，“人才”需要“养育”。由于排名的刺激，各大学都在争抢“院士”或“大师”，而且制定了具体的指标。其实，应该追问的，不是这所大学拥有多少院士或大师，而是这些院士或大师的成果是在哪里取得的。同样争人才，你要的是成果还是虚名？照我看，绝大多数校长要的是人家耀眼的头衔，而不是潜在的学术能力及贡献。钱多的话，四处招兵买马，收集头衔，是可以拿出靓丽的教职员表的。可集合众多功成名就者的元老院，缺乏冲锋陷阵的勇气与动力。看虚名而不重实学，中国大学的这一风气，对年轻学者的茁壮成长十分不利。

　　第十，看好自家人才。以我的观察，懈怠自家人才，迷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是眼下中国大学的通病。校长的职责，是慧眼识英雄于草莽之中，而不是等人家头戴桂冠，你才来争抢。反过来，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若有合适的工作环境，与大学一起成长，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请来的“大菩萨”，如果对大学没有认同感，短期内固然可以给你加分，但不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贴心”。看准好苗子，提供人家急需的阳光雨露，这就要求校长们记得毛泽东的诗句“风物长宜放眼量”。或者，借用梁斌长篇小说《红旗谱》里朱老忠的口头禅“出水才看两腿泥”——此话当初过目不忘，多年后方晓得出自明万历年间收集古今格言谚语的《增广贤文》：“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闭眼难见三春景，出水才看两腿泥。莫道举世无知己，有才庸人皆妒嫉。处事何妨真面目，待人总要大肚皮。”在年轻人是期待“知己”，在校长则需要“大肚皮”；而判断决策的对错，同样“出水才看两腿泥”。引入此古老的民间智慧，或许有助于我们洞察当下中国“人才养育”的战略得失。（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