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和教育界开始探索在家上学的责任、权利，并寻求法律改善的同时，体现传统教育方式的私塾、书院等又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一部分是海归和高学历人士因难以将子女送进最理想的学校，决定自己在家教学，在一些城市组成了一批合作社式的家庭学校。另一部分是像媒体日前报道的吴志坚博士，让儿子从杭州启正中学退学，上他自办的书院。其做法是让儿子不参加高考，直接冲击自考。他的书院教学偏文科，目前有几十位学生，他的儿子和另一名学生已通过浙江大学中文专业自考，着手报考研究生。

　　对于这类非正规的私塾和书院的作用与价值，教育界一直没有定论。从法律的角度看，在义务教育阶段似有违法之嫌，因中国目前还没有出台家庭学习法等相关法律；在义务教育之外，特别是高中阶段，还很少有人具备充分的能力、魄力和胆识，跳出体制内的“保护”自行探索。对于这类民间非正规的教育探索实践如何认识和评价，的确需要认真权衡和考量。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一些民间非正规教育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传统技术传承、职业训练等方面。在偏远和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也有私塾，但并没有形成较大影响，也缺少对应的学习需求。1985年前后，在教育体制改革探索的大背景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所既传统又现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冯友兰、汤一介等在现行体制外进行了具有多方面创新的探索，其不少经验和做法后来被体制内的大学效法。1992年以后，中国的民办学校开始恢复，在校本管理、自编教材、岗位责任、教师发展、生活教育、教学评价、家长协会等方面，都为体制内的改革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而以社会培训为特点的体制外非正规教育，也一直在业内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对体制内正规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是需要有体制内外、正规与否多方面探索相呼应、相砥砺的。仅有正规化、体制内的努力，改革的力度和支撑是明显不足的。尽管在初期，一些相关的实践还不成熟，缺少社会与行业的认可和支持，但在生态意义上却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与以往民间少量、初级的探索不同，近年来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高水平的良好态势。只有当这类体制外、非正规的教育探索有更多高端人才参与，才有希望使体制内外的探索努力达到真正相辅相成的状态。

　　在国际上，对于体制外、非正规教育探索的价值早有肯定，被认为是学习型社会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形成、营造理想教育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通过了在家学习的法律，以此为义务教育法的重要补充。日本则一直在积极探索在家学习、社会非正规教育的法律支持、监督和保障等问题。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尽快出台在家学习和终身教育的法律，促使相关探索更加规范、更具活力。

　　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外、非正规的许多探索，是具有创新意义和价值的。比如，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探索中，许多先行国家都不是把公立正规大学当作重要支撑，而是把地方短期大学、职业类高校以及借助广播电视和网络的非正规学习当作重要的基础，并使之与正规高校相应的学历认证体系接轨。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实践缺少广泛的社会呼应，对正规的公立大学压力过大、风险集中。如果能够解放思想、拓宽思路，教育生态则会更加健康多样。（作者系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