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源远流长，雅俗共赏，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越剧是首批入选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剧种，今年适逢越剧诞生110周年，本版特发此文以飨读者。

　　——编者

　　越剧没有深厚的底蕴，没有悠长的历史，110岁的年纪在中国戏曲大家庭里也不显老。然而越剧很了不得，不仅年轻帅气，还颇有几分传奇色彩。从浙东嵊州农村的“的笃班”，走进大都市上海，再走向全国，走向海外，成为有影响力的地方性大剧种，人们看到，越剧每往前走一大步，都凝聚着求新求美的精神。

　　从“沿门唱书”到占据“半壁江山”

　　在浙江东部四明山西麓，有一座建于西汉时期的古城——嵊县，那里有一种农民自娱自乐的“唱书”，它被认为是越剧发展的最早萌芽。

　　清朝咸丰年间，嵊县的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组织起来到外地卖唱，这便是越剧萌芽时期的“沿门唱书”，其中最早且最出名的艺人是金其炳。“沿门唱书”经过丰富和发展，出现了《珍珠塔》《卖婆记》等一些说唱话本。艺人们用毛竹做成“尺板”，用“笃鼓”做伴奏，渐渐进入大户人家的厅堂和茶楼酒馆里宣唱，这样就发展到“落地唱书”阶段。

　　“落地唱书”时期最有名的艺人是金芝堂，他从演唱内容、唱腔曲调和表演方式等多方面对唱书进行了改进，使原来的乞讨形式发展成新颖的曲艺样式。他编演了《双珠凤》《玉连环》等一大批受人欢迎的新书目，还创造了唱书新腔“呤哦调”。

　　1906年春，李世泉、钱景松等南派唱书艺人在临安市乐平乡外伍村演唱，应当地农民的请求，他们在几只稻桶和门板拼成的“舞台”上，穿上借来的长袍马褂，抹上胭脂花粉，连演《十件头》《倪凤煽茶》等大本剧目，观众直说好看。几乎同时，北派唱书艺人相来炳、马潮水等人也在余杭陈家庄化妆登台演出《珍珠塔》，很受农民欢迎。这两次演出后来被认为是越剧史上的重要“试演”。

　　1906年清明节，李世泉等艺人经过精心准备，布置伴奏帮腔，统一演出行头，在嵊县东王村正式登台公演了《十件头》《倪凤煽茶》《双金花》等本戏，演出大获成功，宣告了一个剧种的诞生。为了区别当时流行的“绍兴大班”，他们给自己命名为“小歌文书班”，简称“小歌班”。它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的笃班”，因其伴奏乐器发出“的的笃笃”之声。

　　“小歌班”一路向大中城市发展，先后进入绍兴、宁波、金华、杭州演出。然而1917年4月和7月，“小歌班”打着“绍兴改良新戏”的旗号，两次登陆上海滩演出，却因种种原因失利，败退回乡。他们从京剧、绍剧中借鉴艺术元素，在表演、音乐、服装、化妆等方面进行改良，语言改用易听易懂的嵊县官话，这一改在越剧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1920年，魏梅朵、马潮水、王永春、白玉梅等一批优秀演员，以锣鼓和丝弦乐器伴奏，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孟丽君》等剧，轰动了上海滩。这次进沪演出不仅使越剧成功在上海站稳脚跟，还出现了越剧史上第一个专职乐队，建起了越剧史上第一个专演越剧的戏院——升平歌舞台。“小歌班”此后被称为“绍兴文戏”，越剧发展由此进入到“绍兴文戏”时期。

　　1923年，升平歌舞台前台老板王金水看到由少女演的京剧髦儿戏很受欢迎，受到启发，便和说戏师傅金荣水回到嵊县老家施家岙，招收十至十五岁的小姑娘入科学艺，创办了越剧史上的第一个女子科班——施家岙女子科班。第二年，这批少女们来到上海以“髦儿小歌班”的招牌演出，虽然因演技稚嫩等原因败退回乡，但很快女子科班就遍地开花了。

　　艺人们对女子越剧在音乐唱腔和表演风格上进行了改革，加之青春女性之美的吸引力，几年之后，终于让上海观众接受了女子越剧，同时培养出了一大批越剧明星，如施银花、赵瑞花和屠杏花，被誉为早期越剧的“三花”，她们与姚水娟、筱丹桂还被称为越剧“五大名旦”。

　　女子越剧的传奇“变法”

　　抗战爆发后，姚水娟在上海聘请《大公报》记者樊篱编写了一部宣传民族抗战的越剧《花木兰》，由她本人主演，全场观众的情绪被点燃，此戏连演27场，轰动一时，新闻媒体称赞《花木兰》是一出“振聋发聩，促使人猛省的时代好戏”。姚水娟之后，越剧界聘请文人编剧一时成风，涌现出樊篱、胡知非、闻钟、陶贤等著名编剧，他们被誉为越剧编剧“四大金刚”。

　　抗战期间的上海，年仅二十岁的袁雪芬举起了越剧改革的大旗。她提出革除陈规旧习、演出新戏、聘请专职编导等主张，聘用姚鲁丁、韩义、南薇等一批新知识分子进入剧团，成立剧务部，组建了越剧界第一个以编剧、导演、舞美设计为主的创作中心，创排了《古庙冤魂》《情天恨》等三十多部新越剧，吸引了广大观众。

　　1946年5月6日晚，由袁雪芬主演的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的《祥林嫂》在上海明星大戏院公演，鲁迅夫人许广平和田汉、黄佐临、费穆等一大批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前来观看。媒体评论“《祥林嫂》的改编为越剧开辟了一条新路，并且赋给了它以新的生命”，《祥林嫂》也因此被誉为“新越剧的里程碑”。

　　1947年夏天，上海发生了两件与越剧有关的大事。一件是“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与剧场老板的剥削抗争。当红明星袁雪芬、尹桂芳、徐玉兰、范瑞娟、傅全香、竺水招、筱丹桂、张桂凤、吴小楼、徐天红聚集于大西洋西菜社，签订合约，商议建剧场、行义演之大计。演出轰动上海滩，田汉观看演出后，有感于越剧演员们的团结和觉醒，写下了《团结就是力量》一文。另一件大事，是被誉为“越剧皇后”的筱丹桂，因为长期被戏霸张春帆迫害，在演完《山河恋》后，饮恨自杀身亡，由此引发越剧界一场声势不凡的哀悼筱丹桂、抗议恶势力的活动，震惊了黄浦江两岸。越剧姐妹们第一次拿起法律的武器，将张春帆告上法院，迫使当局拘捕之。

　　随着越剧的革新与发展，上海、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安徽等地的越剧表演团体如星罗棋布、层出不穷，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陆锦花、戚雅仙等分别创立了袁派、尹派、范派、傅派、徐派、陆派、戚派等。新中国成立后，又有王文娟的王派、张云霞的张派、吕瑞英的吕派、金采风的金派、毕春芳的毕派、张桂凤的张派出现。越剧艺术因为流派的形成而不断发展，走向更高的艺术层次。

　　新中国越剧艺术的迅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越剧艺术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越剧艺人有了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越剧事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1949年9月，袁雪芬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袁雪芬作为特邀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的庄严宣告。抗美援朝期间，越剧演员参加义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捐献“越剧号”战斗机；上海玉兰越剧团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慰问演出，在越剧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

　　从1956年开始，一批优秀传统越剧剧目问世，上海有《情探》《红楼梦》等，浙江有《孔雀东南飞》《九斤姑娘》等。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中，越剧展现出的全新面貌令人耳目一新。

　　此后，文化部又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创作方针，越剧新作不断涌现。引人注目的是浙江越剧团创排的越剧《胭脂》，周恩来总理观看此剧后热情赞颂说：“浙江又出了一个和《十五贯》媲美的好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观后题诗：“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神针，启智纠偏观者喜。”

　　1950年春，浙江省文工团越剧队实行男女合演，排演《王秀鸾》等越剧现代戏，开新中国越剧男女合演的先河。越剧男女合演贴近现代生活，丰富越剧舞台，创立了越剧腔调“男调”，这是对越剧音乐的一次重要开拓。

　　越剧在走向全国的同时，也在走向世界。由范瑞娟和傅全香主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彩色戏曲影片。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瑞士日内瓦会议时，播映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这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各国观众的心，电影大师卓别林看了电影后，感动流泪，拜会周总理时，对在座的范瑞娟表示了由衷的钦佩。

　　1983年，一封来自香港的“赴港演出邀请函”，开启了越剧史上一个新的时期。浙江从全省各地3400多名演员和学员中选拔出40名优秀青年演员，集中在浙江艺术学校里的“越剧小百花集训班”，进行短短数月的强化训练，最后精选出28名优秀学员，组成浙江省越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当《五女拜寿》《汉宫怨》等精彩大戏被满台新秀演绎于舞台上时，香港观众发出惊叹：“演员美、剧本美、导演美、音乐美、布景美、服装美，无处不美！”

　　1984年，有了正式名字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应邀赴北京演出。越剧“五朵金花”茅威涛、何英、董柯娣、何赛飞、方雪雯和浙江越剧小百花的名字一道美名传扬。邓颖超非常关怀和喜爱小百花，为小百花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不骄不满，才能进步。”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芳名通过戏曲影片《五女拜寿》《红丝错》等，迅速传遍中国，而湖州、绍兴、宁波、舟山、杭州、平阳等地各具特色的小百花越剧团也次第开放，呈现出“越剧小百花盛世”。

　　1994年9月至10月，“九四中国小百花越剧节”在浙江举行，几代越剧演员相聚一堂，盛况空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在《创造越剧新的黄金时代》中说：“越剧节以小百花命名……真正的涵义应该是说，小百花一词代表了一代新人，显示了越剧的未来，预兆着越剧的新的春天。小百花不仅是浙江的，也是所有各地越剧界的；不仅是越剧的，更是所有各种戏剧的，是一个有着普遍意义的标志、象征……戏曲是我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越剧是极为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她曾有过自己的黄金时代，她更应该创造出新的黄金时代。”（作者单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