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著作中重新认识持续256年的雅典民主制

　　中国著名科学史家、《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许良英先生去世已经三年多了，他生前未能看到他们夫妇合著的《民主的历史》问世，那其实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因吴敬琏先生等友人的催促，他在2011年夏天同意将这部书稿先交付出版，当此书2015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时，已是他离世二年之后。自1988年起，他和王来棣先生沉下心来，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在人类走过的足迹中寻找未来的方向，为此耗费了余生的大部分精力。其中，他着力探寻的是民主在西方的历程，从雅典、罗马到荷兰、英国、美国，他原计划对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未能完成。

　　这部书的形成过程也正是他自我启蒙的过程，1988年他已六十八岁，他发现自己对世界文明史太陌生了，年轻时接触爱因斯坦的思想，1960年代起在农村编译《爱因斯坦文集》，似乎与文明世界不太隔膜，但当他意识到不仅是他，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也和他一样对世界文明史尤其民主的历史所知甚少，多所误解，他决心从基本文献入手，从头学起，为自己启蒙。他身上体现出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执着、认真和诚恳，无疑要比他们未完成的著作《民主的历史》更为珍贵。

　　他竭尽全力要明白人类走过的这条道路，老老实实地埋头于经典之中，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著作中重新认识持续256年的雅典民主制，他认为雅典民主制的核心内容为“多数决定”原则（他不同意将“多数决定”简单化地翻译成容易导致误解的“少数服从多数”），但多数决定原则不能无条件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雅典人就是在这里出了问题。第一个解释月亮由于反射而发光的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被捕入狱并被驱逐出境。提出“人的万物的尺度”的哲学家普罗塔哥拉被驱逐，著作被公开焚毁。哲学家苏格拉底被处死，在公众法庭上是以281票对220票通过的。在多数决定原则之外还要有与之平行的保护少数原则。雅典人虽创造了民主制，却没有形成人权概念。

　　循着这一脉络，他考察了罗马共和、文艺复兴，特别是对于荷兰共和国及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对于洛克和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形成，他都有自己独到的体悟。他赞赏格劳秀斯的天赋权利说，认为是奠定现代民主理论的第一块基石，同时他为格劳秀斯否认主权在民的概念而感到遗憾。他为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弥补了这一严重缺陷而欣慰，他十分欣赏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的论断：“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生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愤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许先生在1980年代以前也曾服膺卢梭的学说，视为近代民主思想的源头，直到多年后才发现卢梭“公意”说中隐含着的危险。他的反思也可以看成是从卢梭回到洛克的一条路，他在详细讨论了洛克在《政府论》中阐述的思想之后，认为《政府论》不是书斋中闭门造车的学术著作，而是对大宪章到清教徒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融合了常识、经验和理想、期望。有人在读了《民主的历史》以后跟我说，许先生他们的这本书似乎没有什么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创见，如果熟悉西方文明史，他所述的基本上可算是常识。这些看法不是毫无道理，这是不了解许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特别是不了解许先生的心路历程所致。许先生著书的目的也不在提出标新立异的学术观点，而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史的脉络中，如同他谈到洛克时所说的那样，他的著作不是书斋中闭门造车，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对未来的呼唤，他是用生命在学习，在思考，不是为着藏之名山、传之不朽，而是与他自己的人生血肉相连的，同样是融合了“常识、经验和理想期望”。（作者系近代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