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其人

　　王守仁（1472-1529年），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常讲学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在浙江余姚的王阳明故居寿山堂正门，悬挂着一块“真三不朽”的匾额。所谓“三不朽”，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真三不朽，当然就是后人称赞王阳明在三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立志学为圣贤 阳明十岁那年，他的父亲王华举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也就是中了状元。阳明也就跟着父亲来到京师，从师问学。读书是学圣贤的前提。那时读书主要是读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与北宋以来理学家的著作。理学是北宋发展起来的一种儒学形态，主要学者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尤其是二程和朱熹，是理学的大宗，他们的学问被称为程朱理学，是官方的正统学问，读书人必须修习。

　　青年时期的阳明，一方面认同程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和修养目标，另一方面对于程朱的修养功夫则无法契入。成圣成贤的为学目的和如何成圣成贤的功夫修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及其解决，开启了阳明后来的整个思想学术生涯。

　　希做圣贤而无望，阳明难免转向其他途径。按照同时代大儒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说，这一时期的阳明经历了“五溺”，即：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任侠之习，是指扶危济困，打抱不平，大约有点江湖习气。骑射之习，是指骑马射箭，排兵布阵。阳明最为佩服诸葛孔明与伏波将军马援，学前者活用兵法，学后者立志“马革裹尸还”。辞章之习，是写八股，应科举。神仙之习，是学习道教长生之学。佛氏之习，指阳明还曾爱好佛学，有不少诗词流露出他的这一向往。在正统儒家看来，这五种学问都不是关于身心性命的根本学问。但需要指出的是，从成贤无望后转向佛老可以看出，阳明对人生根本价值、如何安顿身心性命等重要问题的思考显然是积极而且迫切的。“五溺”阶段实际上酝酿着后来巨大的哲学突破。这一突破，就发生在贵州龙场。

　　贵州龙场悟道 正德元年（1506年），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的王阳明，上疏批评武宗堵塞言路，被捕入狱，随即被贬贵州龙场驿任驿丞。阳明的父亲也遭到了牵连，被迫辞去官职。

　　在流放途中，阳明曾被刘瑾派出的刺客追杀，家人也可能遭到未知的迫害，这些都不断刺激阳明去思考生死大问题。他不断地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即圣贤该如何面对这样的艰难困苦，安顿自己的身心性命呢？他收摄精神，日夜作息，群居独处，都力求澄清杂念，不肯妄言妄行，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追求内心的宁静与专一。这样的自我锻炼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使他参透了“格物致知”之旨。阳明终于打通了长期横阻在为学目的和修养功夫之间的关隘，悟通了“物之理”与“人之心”之间的关系！这一悟，史称“龙场悟道”，又叫做“龙场顿悟”。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次年，阳明又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说法。

　　阳明认为，圣贤经传当中有时偏重说知，有时侧重说行，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人来说的。在根本意义上，知行就是一回事。但是，程朱理学尤其是朱子之学，在修养功夫上是主张先致知、后涵养的，也就是主张知先行后的。阳明认为，程朱实际上将知和行割裂了开来，造成后来学者离行而求知，所得不是真知，所行不是真行。因此，他的知行合一之说，也是针对程朱理学功夫论的偏失，以及明代士风堕落的现实情况而产生的。

　　在龙场期间，阳明建造了龙冈书院、寅宾堂、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聚徒讲学，培植后进，弦歌不辍。阳明在贵州不只是悟道、讲学，他与这里各民族、各阶层的人物相处，播撒中国文化的种子，以仁德感化四方。阳明认为，天下没有不被感化之人，应邀写了《象祠记》。他尊重少数民族，尊重其上层人士，又坚持原则。对待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异其宜。”儒家的这个主张很有道理。

　　龙场悟道在阳明学发展史上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都有着无可估量的意义！

　　政德与事功 阳明肯定孔子的“为政以德”，他认为做事在得人，事业必靠有德之人去积极推行。他下力气在基层兴教化，美风俗。他批评当时的风俗，“争功利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认为长此下去，必酿成祸患。

　　阳明坚持儒家的宽政主张，以佚道使民，强调官员要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虽劳不怨。他勤政守职，视民如伤，治庐陵时，辟城中火巷，绝镇守横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整顿吏治，是他治理地方的措施之一。关于权力，他认为，权为天下利害所系，小人窃之以成其恶，君子用之以济其善。君子欲济天下之难，不能不操之以权，但君子用权，必由其道。那就是：以至诚之心立德，扶植爱护良善；昭示不可夺去的气节操守，引导下属走正路。慎重地对待权，用好权，在用人上，在心态上，“坦然为之，下以上之；退然为之，后以先之。是以功盖天下而莫之嫉，善利万物而莫与争。”这里用老子“不争”的思想，调节心灵。足见惩治腐败，一靠制度，二靠良知，一内一外相互作用。

　　阳明是书生，但不是无用的书生，他有书生本色，同时又是马上之英雄，领兵打仗的统帅。他叱咤三军，是旷世罕见的大豪杰！真正的儒家都是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两方面同时并重的。他一生的事功，被誉为“三百年事功第一”。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叫作“三征”，即征南赣、征宁王、征思田。终日劳累诱发了王阳明的肺病顽疾，遗言留下：“此心光明，亦复何言！”此心，就是良知。阳明终年57岁。

《传习录》其书

　　阳明一生著述丰富，他的作品有极高的造诣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最能代表阳明思想成就的作品，是《传习录》。“传习”二字见于《论语》首篇记载的曾子语“传不习乎？”《传习录》由阳明门人徐爱、陆澄、薛侃、钱德洪等根据平时记录辑成，分为正文三卷、附录一卷，被收入《王文成公全书》中。

　　作为阳明心学的最主要文献，《传习录》的影响非常大。从时间上来说，四百多年过去了，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都是常读常新；从空间范围上来讲，《传习录》传播到了日本、朝鲜、欧洲、北美。本书已经成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儒学的一把钥匙，更成为反照我们内在心灵的一面镜子，帮无数的人挺立起人生价值与信念。所以清代大学者王士祯说：“王文成公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绝顶。”这绝不是过誉之辞！

　　当然，阳明著作不止《传习录》一本，他的著作被编为《王文成公全书》，有三十八卷，《传习录》只占其中的三卷；现今吴光、董平等学者们编了《王阳明全集》，卷数就更多了，有五十四卷。

　　阳明著作最重要的还是《传习录》。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书目时，开了七本书，它们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本书大家都很熟悉；《六祖坛经》是中国化佛教也就是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就是心学的经典。这七本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以下第三部分专讲《传习录》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