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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乡贤文化”应有新内涵新举措
刘国强
//m.auribault.com 2016-04-19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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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不少关于新乡贤在乡村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新闻见诸媒体,新华社报道的安徽泗县新乡贤“抱团”解基层大事小情就是其典型。所谓“抱团”,就是由政府出面组织,成立乡贤志愿者工作队或工作站,由村两委颁发聘书,持证上岗,以更好地发挥乡贤们为乡亲们办事服务的作用。江西、山西等地也都有类似活跃的“新乡贤”。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专门强调了“新乡贤文化”的建设,这使“新乡贤”成为最近农村建设中的热门词,许多回归乡里的退休官员、企业家,纷纷成为新乡贤的典范。安徽等地的做法,是对新乡贤文化建设的具体落实。要建设好新乡贤文化,还应充分理解其新内涵,并有长效的实施举措。

  应该说,从许多方面看,新乡贤可视为对传统乡绅文化的接续。他们在乡村治理中有相似的作用机制。这就是借助贤达人士的个人威望,由他们居间化解邻里矛盾,维护乡村秩序,倡导社会价值观念。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级稳定结构与乡绅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当代不断变迁的农村社会中,传统乡绅文化已经断裂,农村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缺乏核心价值观念的文化建设问题日益突出,乡村治理中的民间矛盾以及官民矛盾都缺乏柔化和缓冲机制,大力提倡新乡贤文化的必要性由此显现。

  但我们应认清的一点是,新乡贤不是旧士绅,它不是为了在现代性冲刷下守住不变的乡愁,而是为了建设与时俱进的新农村。因此,新乡贤文化应有新内涵,做到旧瓶装新酒。传统乡绅以儒家思想和家族观念为本,诉诸族情乡情,讲求内外有别,这与现代法制观念和权利意识相冲突。现代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上,仍然需要借助传统的文化心理,但与此同时,他们还应该在倡导乡村的社会平等意识、公德意识、环保意识、健康生活方式等现代价值观念上发挥引领作用。

  当前各地新乡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乡村治理方面,而在新乡村文化建设上的作用还需进一步提升,这也对新乡贤的素质及其回归乡村的保障方面提出了要求。

  当前看,新乡贤回归乡村仍面临许多困难。现代社会本质上是陌生人社会,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乡土观念大为淡化,都市居民可以在田园牧歌的乡村想象中开发农家乐旅游,但极少有人愿意定居乡间。当前新乡贤主要以离退休干部和退隐企业家为主,如何吸引离乡贤达人士从都市隐士变为新乡贤,是个大难题。地方政府应将其作为农村发展的系统工程中予以考虑,搭建平台,投入资金,并完善考核机制。乡贤文化的体制性建设还需避免体制性弊端,以免其流于形式,或荒腔走板。

  另外还需一提的是,新乡贤文化应成为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有机部分,它不可能像传统乡绅文化那样成为乡村治理和文化的核心机制,新乡贤文化不能以情代法,以人代法,在倡导新乡贤的同时,还需扎实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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