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从国家文化战略的层面对其进行了解读。“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可以说，中华美学精神最集中的载体是中国的艺术。中华美学精神也正是在艺术的创作、生产及消费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和传播。

　　技术的变革深刻地影响着艺术生产和其所承载的美学精神的传播方式。自从人类的文化艺术生产活动进入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推动力的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生产被清晰地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从“灵感”或“精神生产”主导的艺术家个人创作古典和高雅的艺术作品阶段，到大众消费与互动传播为特征的产业化集体创作生产的文化产品阶段。

　　在这一进程中，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在艺术生产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互联网的诞生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现实空间，它正在通过数字化重组的方式重构人类社会的一切。互联网使艺术生产具有了全新的特征。荷兰学者约斯·德·穆尔将电脑及互联网介入后的艺术生产概括为三个特点：多媒体性、互动性和虚拟性。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深刻影响绝对不亚于电子化媒介的出现所带来的变革，我们需要从更加多样的学科维度对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的艺术生产进行探讨和反思。随着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应用与普及，艺术的生产和传播已经进入了去时空化、去中心化、虚拟现实、群体创意的互联网时代。这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制造了巨大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中华美学精神在艺术生产的传播上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机遇。首先，互联网时代艺术内容与传播更为便利和普及。在社交媒体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承载中华美学精神的众多优秀传统和现当代艺术作品经过数字化再次加工和创作进行了多元化和大范围的传播。知识和观念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普及。这种传播与普及当然也包括中华美学精神的多种艺术载体。其次，知识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改变，使中华美学精神中严肃、系统的内容得到有效传播。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娱乐内容，同时也为严肃的知识生产带来了机遇。各类网络公开课和知识分享平台极大地丰富了传统的知识传播和生产渠道。再次，离散性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传播激活了众多中华美学精神的个性化传播群体，使其更具生命力。互联网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通过去中心、离散化、用户创造内容、蜂窝式群体智慧等方式，使众多具有传播能力的主体联系起来，创造了新的知识生产可能，创造了新的知识生产主体。正如凯文·凯利所说：“网络是群体的象征。由此产生的群组织——分布式系统——将自我撒布在整个网络，以至于没有一部分能说‘我就是我’。无数的个体思维聚在一起，形成了不可逆转的社会性。”依托社交网络，潜藏在民间的大量特定文化拥趸得以聚集、联系，从而产生新的内容。这种再创造、再生产为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播提供了无限的可能与想象空间。

　　当然，在互联网时代，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播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第一，严肃的经典传播面临着大众文化传播多元化的挑战。承载中华美学精神的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精英意义上的文化总结与知识凝练，其内涵和传播方式似乎都具有某种精英主义的局限性。而互联网时代，凯文·凯利在其著作《失控》中描述：“暗藏在网络之中的是神秘的看不见的手——一种没有权威存在的控制。原子代表的是简洁明了，而网络传送的是由复杂性而生的凌乱之力。”大众具有了更多对话和参与的权利，无孔不入的娱乐与消费主义文化充斥着互联网，进而影响和改造着现实世界。站在正统的教化和传播视角下，互联网所带来的改变让文化精英与艺术权威无所适从，甚至难以接受。第二，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也在随着互联网时代艺术生产活动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新的艺术形式，尤其是数字艺术与互联网艺术的参与，也在重新界定这一内涵。我们需要在经典话语体系下不断丰富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涵，依托新的互联网传播环境和艺术生产条件进行调整、阐释。这种动态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放大了文化创意产业和消费主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使艺术生产的符号价值得到放大，商业价值导向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审美观念。这种变化在近年来中国的电影业以票房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一点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第三，互联网一代青年形成的互联网化思维和信息接受习惯，也给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传播带来了挑战。互联网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带来了娱乐、快速、过剩的时代。互联网思维从商业和社会管理的角度，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产品思维、强调口碑传播与快速迭代。而中华美学精神中的沉静、意韵、凝练、禅意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主体节奏。大众审美的消费化取向深刻而全面地瓦解着传统经典艺术的内涵以及文化精英话语的权威性。

　　面对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深刻分析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在批判与建设的双重视野下努力探讨互联网时代中华美学精神传播的理论和实践路径。从承载中华美学精神传播的艺术生产与传播的角度，可以尝试从三个方面进行应对。首先，全面而系统地提炼中华经典艺术中中华美学精神的内核，并加以数字化，利用大数据与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形成数据资料中心。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数据整合的优势，全面开放，让社会通过网络进一步共享全部艺术作品、知识信息。其次，在国家层面重点发展互联网与传统文化融合的文化产业形态，在顺应互联网去中心化和用户创造内容的同时，从顶层发出声音，让分众与聚合有机整合，引导市场与消费。正如凯文·凯利所说：“如果没有来自顶层的指导与管理，自下而上的控制方式会在面临很多选择的时候停滞不前。如果没有某种领导元素存在，下层的广大群众会在很多选择面前丧失行动力。”再次，对互联网美学与艺术理论加强研究，构建符合国家战略的互联网美学与艺术理论体系，为实现中华美学精神的当代转化与传播创新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