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清史三百年，势必涉及对清史的评价。清史学界的主流看法，还是基本肯定清朝的历史贡献。但对清史三百年的认识有别，其评价未必准确到位。我想，用无可怀疑的一些数字来证清朝的历史真相，对深化清史研究是有益的。

　　数字就是史料，是各种史料最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应当树立“数字历史”的新思维

　　从《史记》到《清史稿》共26部“正史”中，留下了大量用数字证述历史的资料，在其他各种史书包括私人著述中，也留下了不少数字的记录。数字与文字记述同等重要，两者互证且互补。大学者阮元曾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数为六艺之一，而广其用，则天地之纲纪，群论之统系也。天宇星辰之高远，非数无以效其灵；地域之广轮，非数无以步其极；世事之纠纷繁赜，非数无以提其要。通天地人之道曰儒，孰谓儒者而事以不知数乎！”

　　阮元一席话，指出数字无处不在：上经天，下通地，社会生活不可离。阮元之数字论，无疑是对几千年数字之用的正确总结。回顾历史，历代应用数字、用数字记述史实，俯拾皆是。如，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率大军攻入咸阳，金银财宝、后宫美女皆不取，独取户籍、地亩、图册，此意是在掌握全国的土地与人口数，以备将来治国之用。其后历代史书皆记载本朝的人口、土地及税收等大量人文经济信息，以至国家各级官吏设置，直至行政区划、军队及军事活动，等等，均有数目统计。这些宝贵的具体数字，为后世展开学术研究提供了实证数据。清代所载各项数据，远比前代更为全面而丰富，如官方编纂的《清实录》、国史及其他官书如《四库全书》等，还有大量的地方志书、私人著述，无不包含用数字记述的史实。特别是清朝诸帝在位的每一年都要统计并公布该年度的土地增长及人口变化，乃至国库存储、蠲免钱粮、水利工程投资、军费支出、官员薪俸等情况，都有具体的数额记载。可见数字在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占据首要地位。

　　毫无疑问，数字就是史料，是各种史料最值得重视的组成部分。数字同文字记录一样，都是历史的载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把历史的内涵具体化，彰显其真实的存在。数字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对于史学研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应当承认，我们的史学研究往往不那么看重数字，总是偏重于研究事件始末、人物的实践活动、是非的评断，数字只是其中的附属，很少有人把它视为主要依据。这里，还有一个认识误区，即以为“摆弄”数字与统计，是经济史学家的事，似乎跟史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无关。这一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树立“数字历史”的新思维，重新认识数字在史学研究中的特殊价值，若能如此，将深化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并做出新的判断。

　　关于“数字清史”的几个例证

　　基于以上认识，我提出“数字清史”的学术概念。同时，清代个别学者对数字的重视与分析，无疑给予我们很多启发，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升华，不能说不具有新的学术意义。试举几例说明：

　　康乾盛举千叟宴。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北京首次举行有来自全国4240位60岁以上老人参加的盛大宴会。其后，乾隆五十年（1785年）第二次开宴，参加人数共3900余人；嘉庆元年（1796年），最后一次开宴，人数达5900余人。开“千叟宴”，是“盛世”举办的一件空前盛事，前代所无。在国家财力雄厚、天下安定之时，皇帝与天下百姓，以60岁以上的老人为代表，共享盛世成果。

　　六次蠲免全国钱粮。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开始，三年内分批分期普免全国钱粮，共3206万两白银。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三十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嘉庆元年（1796年）等五次全免，共1.4亿两，江南漕粮1200万石，价银1200万两，共1.52亿两。总计6次，免去近2亿两，相当于国库平常年的4年全国总收入。历代皆有蠲免、救灾赈济之举，但一次性全国全免一年的钱粮税收，却无此记录。

　　“盛世滋补人丁，永不加赋。”清以前，历朝历代皆征丁税即人头税，此制已行千百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自五十年为始，以本年全国人丁数为常额，自此年后所生人丁，不再征收丁赋。此举实具划时代意义。

　　编《四库全书》，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堪称中华传统文化创制之最。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决策编纂，历时10年，至四十六年完成。参加人员共4200余人，收集图书3461种，79039卷，9.9亿字；共刻写7部，总计55.3万卷，25.2万册，1600万页，总字数69.3亿字。此项文化建设为古来第一，没有任何一部书可以与之相比拟。康熙与乾隆两帝各创一项中国历史之最：康熙帝在位61年，为中国在位最久之帝王；乾隆帝在位60年、太上皇3年，寿89岁，为中国寿命最长的长寿皇帝。

　　如果能以可靠的数字为据，展开公正的评价，也许对清史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分歧了

　　上举几个例证，尚不及清三百年史之万分之一。这些例证，不过是清三百年史的点点滴滴，亦可窥见其内涵之丰富无比。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用数字记述历史，换言之，就是用数字来彰显事实之真切而不虚。数字不分中外，也不论古今，关键是，从数字来区分质与量的差别，即便是用同一数字，说明不同的事物，其差别也大小不一。以上列举的例证，皆为清朝所独创独有，而清以前，历朝历代都不曾有过，此即清朝之贡献。“千叟宴”、全国普免钱粮等，历代没做过；编《四库全书》等，历代或没做过，或做了一些，远未达到清朝的水平。这些，无疑是清朝对历史的大超越，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我们评价任何时代的人和事，都离不开可靠的事实证据。而数字则是最可靠的证据。每个数字都含有重大的史实，每个数字都有精彩的故事。当然，如果数字不虚不假，没有人为的编造，最真实的莫过于数字。如果能以可靠的数字为据，展开公正的评价，也许对清史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分歧了。问题是，学术界仍存在旧的传统影响，评价不顾史实，尤其不看数字内所含有的重大史实，全凭个人感觉，以狭隘的民族观念来毁损清朝，因而不能公平地评价清朝。

　　以数字解读清史三百年，是研究清史的一个新途径，也是一个新方法。能否为学术界所接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重视“数字史学”。如同统计学必须重视数字一样，把史料中的数字记下来，再深入研究，一定会取得新的成果。（作者为吉林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