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是中国古代对文人士大夫个人品德的重要评价手段，其在官员身上体现出“官品”，在书家身上体现出“书品”，在诗人身上体现出“诗品”。官品、书品、诗品都是人品的代名词。在中国书法批评史上，“书如其人”常作为评价书家与其书法艺术的评判标准。后人对前人的评价，常以书品论人品，或以人品论书品。历史上有不少书法家如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等都是“书如其人”的典型代表。

　　一、历代关于“书如其人”的审美观

　　“书如其人”的评价反映出书法家书品与人品的统一。“书如其人”的说法最早出自西汉扬雄：“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后世认为这种提法指出书法是内心世界的轨迹，是书家德行、品性的反映。自魏晋以来，书法评论家将书法作品视为书家的人格化产物，对书法的欣赏、品鉴，常与书家本人的品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历代对“书如其人”审美观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书法即心法：心与笔、心与字之间的关系

　　唐代柳公权在回答唐穆宗关于用笔之法的提问时，说道：“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一方面从书法的角度说明心中端正，用笔就会端正，另一方面暗示穆宗，心存正气，朝政之事才会公平端正。唐代张怀?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说明书为心画，一字见心。明代项穆认为心、人、笔、书四者间的关系是：“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书正矣。……故欲正其书，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故心之所发，蕴之为道德，显之为经纶，树之为勋猷，立之为节操，宣之为文章，运之为字迹。”说明心正则笔正、笔正则字正，书法即心法，“心”是书法的主宰者。

　　本立而道生：修养与书法之间的关系

　　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书家的修养问题，他认为：“君子立身，务修其本。扬雄谓诗赋小道，壮夫不为，况复溺思毫厘，沦精翰墨者也。”强调了君子立身之本在于德行，德行是翰墨之基。明清之际思想家、书法家傅山在《作字示儿孙》中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说明做人的重要性。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论语》），人是“书品”之本，人格修养提高了，翰墨之道必然会提升。

　　德艺双馨：人格境界与书学境界的关系

　　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钢暴，未免流露楮外。”元代郝经在《临川集》中说：“羲之正直有识鉴，风度高远，观其遗殷浩及道子诸人书，不附桓温，自放于山水间，与物无竞，江左高人胜士鲜能及之，故其书法韵胜道婉，出奇入神、不失其正，高风绝迹，貌不可及，为古今第一。”近代书法家林散之一生非常重视人品与艺品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做人着重立品，无人品不可能有艺品。”近代学者王国维说：“有境界、品自高”，人格境界提升了，书学境界自然会提升，德艺双馨自然而得。

　　二、颜真卿“书如其人”之渊源

　　颜氏家学渊源深厚，颜氏家族人才辈出，颜真卿的五世祖颜之推，深知古代圣贤关于“忠孝”、“立身”、“慎言”等方面的教诲著述已经很多，但仍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和处世之道写成《颜氏家训》，希望对子孙后代有所启示。颜真卿在《颜家庙碑》中述说祖上家风：“有若子泉、宏都之德行；巴陵、记室之书翰；特进、黄门之文章；秘书、华州之学识。”“德行、书翰、文章、学识”是颜氏家族历代传承不衰的优秀文化传统，它们共同构成颜氏家族的家风。颜真卿赞扬其父颜惟贞继承了颜氏家风，“纷纶盛美，遂举集于君”，暗示自己将颜氏家教、家风、家学融汇一体，发扬光大，“幸承遗训，叨受国恩，既荷无疆之休，敢扬不朽之烈”。

　　颜真卿不仅继承了颜氏家风，舅父殷氏家风也对其影响很大。颜真卿三岁丧父，自幼随母殷夫人寄居舅氏殷践猷家生活，殷践猷对颜真卿启蒙教育和影响很大。殷氏“累叶皆以德行、名义、儒学、翰墨闻于前朝”，其与颜氏家风“德行、书翰、文章、学识”以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比较相近，且都以“德行”为先。颜真卿深受舅父殷践猷的影响，在《殷践猷墓碣铭》中说：“君悉心训奖，皆究恩意，故能长而有立。”

　　颜真卿幼时处于唐玄宗时代，玄宗非常重视儒学：兴学校，重礼乐，校正典籍。因此，颜真卿个人品德的形成不仅与颜氏、殷氏家风有很大的关系，与唐代重视儒家教育也有很大关系。

　　颜氏家族中，巴陵、记室擅长翰墨，而殷氏一门书法以殷仲容最著名，“仲容以能书为天下所宗，人造请者笺盈几。”颜真卿受舅氏殷践猷的影响很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颜真卿自幼在翰墨的熏陶中生活，自然为其以书入仕奠定了基础。开元二十四年（736年），颜真卿经吏部铨选试《三命判》，入高等，举拔萃科，授朝散郎、秘书省著作局校书郎。书法在唐代吏部铨选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唐吏部铨选考试包含四个方面：“身、言、书、判”。“书”的评判标准是“楷法遒美”，“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这四个方面都通过后，再考察德行与才能，“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

　　以上充分说明颜真卿是德才皆备者，他是人品、官品、书品的集大成者，“书如其人”对颜来说当之无愧。

　　三、颜真卿碑帖中反映出“书如其人”

　　“书为心画”，书法是内在心灵的真实写照。“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颜真卿宦海沉浮，翰墨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经典碑帖。观其碑帖无不反映出“书如其人”。

　　庄重笃实，承家之谨

　　《颜家庙碑》是颜真卿为其父颜惟贞撰文并书，此碑平易近人、平整规矩；刚劲庄严、雄伟挺拔。字里行间叙述着颜氏八位祖先的“德行、书翰、文章、学识”，真卿是颜氏家风、家学的传承与发扬者。北宋书学理论家朱长文说：“观《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其承家之谨”。清代孙承泽评价此碑：“鲁公忠孝植于天性，殚竭精力以书此碑，而奇峭端严，一生耿耿大节，已若显质之先人矣”。《颜家庙碑》是颜真卿七十二岁时所作，此时人书俱老，笔力雄健、结体庄密中透出古朴之意。碑中“大、重、朴、厚、严”的特点反映出颜真卿的忠义人格与严谨法度已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方正庄严、齐整大度的书法审美观。

　　《颜勤礼碑》是颜真卿七十一岁时为其曾祖颜勤礼撰写并立此碑，碑文记述了颜勤礼的生平履历，从颜勤礼的高祖到其玄孙一辈，均有涉及。碑文朴实无华，以人物罗列为主，是一本简明的颜氏族谱。此碑特点是起笔与收笔之处多圆笔藏锋，笔力沉着，线条浑厚，刚柔相济。整篇雄深雅健，庄重笃实，布局上显示出“颜体”的气势美，足见其承家之谨。颜真卿书写此碑时人书俱老，书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书品与人品合二为一。

　　常守忠义，精忠报国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书法草稿。安史之乱中，颜杲卿父子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身陷囹圄，杲卿“世为唐臣，常守忠义”，最终“父陷子死，巢倾卵覆”。颜氏一门被杀害三十余人，杲卿之子季明、外甥卢逖在内。《祭侄文稿》通篇大气磅礴，豪情纵放，遒劲有力，一气呵成，被元代鲜于枢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清代王澍说：“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萦纡郁怒，和血迸泪，不自意其笔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颜真卿面对国之殇，家之痛，忠义人格跃于纸上，悲愤之情流淌于字里行间。其行文构思，起伏跌宕，毫无掩饰，是颜真卿人品与书品融为一体（“人书合一”）的代表之作。

　　《争坐位帖》（《与郭仆射书》）是颜真卿因尚书右仆射郭英?V为迎接汾阳王郭子仪父子入朝、不按常规安排百官站位顺序的做法，愤愤而书。颜认为“朝廷纪纲，须共存立”，并极力维护国家制度。此书“忠义之气横溢，而点画所至处，便自奇劲。”浩然正气跃于纸上。米芾认为《争坐位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书以性情为本，书为心画，《祭侄文稿》、《争坐位帖》等行草书真情流露，遒劲有力，是“人书合一”的典范。

　　颜真卿性情直耿，不怕得罪一时，唯恐违反道义，一生多次被贬，但不减其对国家之忠心。在贬为硖州别驾、途改吉州别驾任上，书写《守政帖》，告诫后人“政可守，不可不守”，“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这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惟为国守政之志不可改的精神来源于《颜氏家训》：“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守政帖》全文短短几十字，精忠报国之心溢于言表，真、行、草三种书体夹杂一起，可见当时心情复杂。“千载之下，使人读之，尚可畏而仰也。”

　　崇尚佛道，洒脱自在

　　颜真卿所处的盛唐时代，皇帝对佛教推崇倍加，士大夫中信仰佛教与僧人交游者甚多，颜真卿也不例外。祖上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教育后世子孙对佛教要“信而有征”、“勿轻慢也。”颜真卿前后两次书写《天下放生池碑铭》，碑铭中体现了儒家的仁义和佛家的慈悲，颂扬皇帝好生之德。特别是第二次用擘窠大字书写，望此碑流传千秋，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对佛法的恭敬虔诚。

　　颜真卿崇尚佛道，并不影响其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人格魅力及敦厚书作，反而有利于作品不拘泥于儒家的拘谨。比如《裴将军诗》，真行草三体并存，变化奇特，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其中蕴涵着佛家的“法无定法”、道家的“无为”之境。《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大历年间被贬外数十年，仕途失意间所书，当时远离政治中心，依托佛道，寻求解脱，此作反映其问道向禅的心境，欧阳修认为：“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象其笔画。”此记有些结构和用笔稍有丑怪，正是古拙质朴、洒脱自在的表现。这也是颜真卿集佛道儒三教思想于一身，融会贯通于书法碑帖中。

　　四、颜真卿书论与文论反映出“书如其人”

　　书论《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的为人之道

　　天宝五载（756年），醴泉任满而未有新官职时，颜真卿到洛阳向著名书法家吴郡张旭学笔法。笔法在古代是书法家的核心机密，不轻易传人，张旭在真卿的再三恳请下，于其临行前传授笔法要诀。张旭就相传钟繇所说笔法十二意进行提问，让颜真卿谈个人心得。笔法十二意包括“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字，看似简单，实则暗含哲理和做人之道，“平谓横”、“直谓纵”，横平竖直暗含做人要堂堂正正，站得稳、立得正。“均谓间”、“密谓际”指字与字之间的组织、呼应要紧密，暗含做事要有头有尾、首尾呼应，不能半途而废。“锋谓末”指笔锋要雄健，暗含做人要有雄健的气质。“力谓骨体”指用笔要刚劲有力，点画要有筋骨，气势雄强，暗含做人要有浩然之气。“补谓不足”指结构、点画有不到位时，通过旁边点画变化、章法布白进行补救，暗含做事不可能事事完美，如遇不当之处，需弥补、改进。“巧谓布置”指意在笔先、章法先行，暗含做事之前要规划清楚。“称谓大小”指大字要收缩变小，小字要舒展变大，暗含做事要统筹兼顾、协调平衡。

　　“写字者，写志也。”写字即是写心，颜真卿从“十二意”中悟得笔法，同时也将其践行于做人做事中。张旭最后给真卿传授：“用笔当须如印印泥……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锥画沙”用笔，可达到锋藏笔中，点画遒劲，力透纸背。“锥画沙”暗含人生不会一帆风顺、需克服阻力、逆境中前行。“印印泥”形容运笔圆润厚重，稳健有力，暗含做人要稳健敦厚。清代包世臣云：“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颜真卿为人做事忠义厚道、严谨稳重，颜书端庄厚重而法度严谨，“书如其人”在颜真卿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人品与书品融为一体。

　　文论《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的文质彬彬

　　永泰元年（765年）颜真卿因孙宿兄弟之请，为其座师太子詹事孙逖文集作序——《刑部侍郎孙逖文集序》。此文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文以“导达心志，发挥性灵，本乎歌咏，终于《雅》《颂》”，即文以言志、最终文以载道；二，“文胜质则绣其???，质胜文则野于礼乐”。历来文章文、质不能适中，质与文需内外皆修，“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反映于颜书，用笔浑厚强劲，丰满而不失筋骨，这是“文质彬彬”的返照。

　　五、颜真卿“书如其人”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被历代统治阶级与士大夫所重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颜真卿“书如其人”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

　　颜真卿成长、入仕于盛唐开元时期，此时国家统一、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和谐，这个时期不但是唐代最强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杜甫在《忆昔二首》诗中描绘大唐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楷书，从东汉末年出现到魏晋几百年的演变，在唐代成熟。初唐四大书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之楷书普遍瘦硬遒劲。到了盛唐时期，国运兴隆，气象宏大，雄伟美于精巧，肥硕美于纤细，颜真卿雄厚端庄之书风应运而生。清代康有为说：“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北宋黄庭坚说：“观鲁公其帖，奇伟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肃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颜真卿楷书法度严谨但不拘泥于法度，其“书如其人”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

　　颜真卿“书如其人”对历代统治者的影响

　　颜真卿忠义之节为忠臣树立标杆，颜书稳重端庄，尽合字学；擘窠大字，适合官场文书、牌匾，符合儒家中庸和谐、文质彬彬、浩然之气的美学思想。建中四年（783年），受卢杞陷害之计，颜真卿被迫前往许州安抚李希烈。明知凶多吉少，但真卿忠君爱国，视死如归，最终被缢死。后曹王李皋上疏曰：“今颜真卿伏缢希烈庭，皆启明君臣，发挥教训，近冠青史，远绍前贤。”颜真卿的忠义典范，为百官树立了积极的形象。颜真卿一生“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奉公循理，不伐能不矜功，以天下兴复为己任。其忠义正气与天地并存、与日月同辉。清康熙评价道：“觉忠义之气，犹勃勃楮墨间，朕重其人，益爱其书，不啻逾于球璧矣。”

　　颜真卿“书如其人”是士大夫的励志榜样

　　颜真卿忠义人格之魅力与书法法度之严谨，是晚唐以来，士大夫学习的榜样。北宋中期，由于“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文人士大夫中大力提倡颜书。颜书在宋最为显赫，宋代书家无不受其影响。北宋欧阳修认为颜真卿“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明清士大夫董其昌、王铎、傅山、伊秉绶、何绍基、翁同?等都学自颜书。苏轼说：“吾观颜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傅山更以鲁公为榜样，“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

　　颜真卿书如其人，历来在国家、士大夫和民间得到热捧。一方面由于“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其忠义人格之魅力，刚正不阿、浩然之气融于书法之中。另一方面颜书刚劲遒美，气势恢宏，流露出忠义之气。人品是颜真卿政治人格的内在特质，书品是其政治人格在书法中的体现。颜氏人品与书品源于家学传统，发展于仕途生活，融于颜氏碑帖与书论文论中，为大唐盛世树立了丰碑，是统治阶级的义胆忠魂、士大夫的励志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