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有一类与二战有关的特殊世界遗产——二战文化遗产。二战是20世纪人类的浩劫，在梦魇散去、伤痛平复的70年后，面对当年的遗迹，我们如何看待和把握这一特殊的历史遗产，成为一个复杂的课题。

　　早在1979年，有“死亡工厂”之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引发过争议。作为纳粹德国实施种族灭绝的罪证，一处令人生厌的大屠杀场地，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总会让人心生不适。1996年，日本广岛和平公园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第二个与二战有关的世界文化遗产。今天，法国诺曼底海滩、中国哈尔滨七三一部队遗址也在积极申遗的过程中。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它们？

　　战争遗产，有人将之称为“负遗产”，它指向人类曾经的罪行或屈辱，是人类的负面教训与集体创伤记忆。而人们对创伤记忆的本能反应是遗忘。二战结束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对纳粹历史选择了集体回避。以文学为例，当时德国的文学流派废墟文学，对二战采取了不评价态度，创伤记忆游离在集体记忆的边缘。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法兰克福举行的奥斯维辛大审判为转折点，德国才开始直面过去，清算罪行，对战争做出全面的反思与自省。奥斯维辛也才开始发挥其价值：不仅是罪行的追诉，而且是历史的见证与警戒。

　　一旦直面二战文化遗产，挖掘遗产的价值，人类便会在此基础上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

　　奥斯维辛之后，思想界通过哲学、神学、各种文艺方式，检讨奥斯维辛，将之作为“现代人类灵魂深处一个重大的精神事件”，对奥斯维辛进行了全面反思和挖掘，这一行为甚至影响了思想界的言说方式。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将“奥斯维辛之后”（After Auschwitz）作为一项哲学课题提出来。奥斯维辛作为一道分水岭，成为考察现代哲学转向的参照系。

　　有学者评价：奥斯维辛“迫使哲学去重新理解人性，重新理解现代性和现代社会，重新理解自身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和使命，并因而使哲学在精神气质、思想内容、理论姿态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转折。”

　　或许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奥斯维辛集中营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层原因，也是我们如何正确看待二战文化遗产的坐标系。二战文化遗产的存在不是要彰显仇恨，追诉罪行，而是要人类思考战争的根源，记住历史教训，避免悲剧重演，并将之作为人类进化的动力和源泉。从这个角度来说，二战文化遗产不仅是物质遗产，更是精神遗产。

　　二战结束70年后的今天，不少地区依然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宗教、种族、文化冲突不断，二战文化遗产的价值日益凸显。而历史的路标总是指向着未来，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此时此刻，或许我们所做的应该不仅仅是纪念。（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