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奠基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圣人云集、哲人坦陈、乐者放歌、群星灿烂的时代，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产生了伟大思想的时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诸子百家纷纷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宣扬自己的思想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解放局面。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中华文化元典，构建了中华文化大智慧，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因、注入了灵魂。其智慧之“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思考主题宏大。在治、乱频繁交替的春秋战国社会背景下，诸子百家顺应人心思治、人心思变的时代要求，思考的多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核心主题指向“治理”，涉及以人（民）为本、修身齐家、治国理政以及军事外交等。以“人（民）本”理念为例，儒家强调“仁者爱人”、“修己以安人（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管子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正因为诸子百家思考的是大问题，故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思想原理深厚。先秦诸子各主要学派在治理方面都提出了深厚的思想观点。《周易》智慧的原理是“谋变”，主张变易，即运动变化、唯变所适。儒家治理智慧的原理是“谋圣（心）”，即从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征服人心入手，为王道理想献身。孔子强调“为政以德”，孟子提出“以德服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道家治理智慧的原理是“谋道”，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顺应客观规律而治。法家治理智慧的原理是“谋势”，韩非子强调“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兵家治理智慧的原理是“谋胜”，孙武强调“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用智慧谋取最大的胜利。管子学派治理智慧的原理是“谋霸”，即追求霸道、成就霸业。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智慧类型互补。先秦诸子的治理智慧在应用层面上呈现出不同的治理类型或模式。《周易》的治理类型可概称为“宇治”，它创造了一个试图解构天、地、人功能结构与运动规律的宏大的思想体系，为全面认识自然、社会以及人生提供了一种宏大的宇宙观。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治理纲要，对为政者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道家以“道法自然”为治理纲要，强调“上善若水”的人格修养，倡导“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理方式。法家的治理类型是“权治”，是以为政者特别是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基础，以管治好民众和臣子，使之不能为所欲为为目的的治理方式。兵家的治理类型是“谋治”，是以谋略为基础的治理方式，强调利用形势、时机、奇正等机智的思路进行治理、谋取胜利。

　　——智慧内涵丰富。《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百家之源，最早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伟大学说。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这个学说早就深入中华民族之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用之中，牢固地培育了中华民族乐于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周易》还为国人提供了“人文化成”的文化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穷则思变、革故鼎新的创新观，安而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等。

　　儒家作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学派，除了确立“修齐治平”的治理纲要和“修己安人（民）”的为政之德外，还提出了推己及人、忠诚信义的公共道德准则。法家倡导“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治理取向，提出“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和“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的法治原则。

　　——历史影响深远。《周易》关于阴阳变易的宇宙观已经深深渗透到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之中，其倡导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早已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互补，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阳儒阴法构成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方式；兵家谋略不仅影响中国整个古代军事实践，自近代至今更是传至西方、影响世界，已经远远超越军事领域；管子以治国富民为目标，倡导德法并治尤其值得后人总结。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诸子百家的思想主张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只要我们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加以转化开发、综合创新，仍可得到许多有益的思想启迪和历史借鉴。（作者为吉林警察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