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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嘲热讽别有因：鲁迅笔下的泰戈尔访华

孙宜学

//m.auribault.com 2015-10-2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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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何以对泰戈尔访华冷嘲热讽

　　然而，对泰戈尔访华，鲁迅却也常常冷嘲热讽，还时不时把泰戈尔作为自己批评国内学人的靶子和导火索。

　　1924年5月26日夜，鲁迅致信李秉中：“《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无暇。”

　　缘由：北大学生李秉中著一章回小说《边雪鸿泥记》，托鲁迅联系出版，鲁迅就托胡适帮联系商务印书馆。恰泰戈尔访华，胡适及商务印书馆都忙于接待泰戈尔，无暇顾及此事。鲁迅用“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又似有不信之意。而事实上，1924年4月18日下午，中外人士共约一千二百余人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办了一次规模宏大的欢迎会，忙于招待，的确无暇顾及一本书的出版。

　　胡适是否参加了这次欢迎会，鲁迅并不确定，所以“疑”。但泰戈尔到华后，胡适确是时时出现在陪伴的人群中，所以无暇顾及鲁迅所托之事，也是一种可能。若鲁迅是相信胡适并非为泰戈尔忙得无暇顾及自己所托之事，而仍“疑”，则就意味深长了。

　　鲁迅是批判泰戈尔还是泰戈尔迷？

　　泰戈尔后来访华的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应由中国盲目的欢迎者负主要责任，是他们“捧杀”了泰戈尔。鲁迅对这些中国学者本就很反感，也一贯反对一窝蜂请外国人来中国“传教”，于是借题发挥，据此批判了中国这些盲目的泰戈尔迷。

　　泰戈尔在华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将其置于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拥而至，似乎都要沾点仙气，欢呼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甚至恨不能将他变成中国人，但他一离开中国，围绕着他的烟尘也即迅速散去——泰戈尔并未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而这个不容易改变的中国，却是泰戈尔梦中的天朝之国。而泰戈尔这个理想的中国，却是鲁迅一直致力于改变的不变的中国。他批评泰戈尔和其中国的欢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所以，鲁迅讽刺泰戈尔，实际上主要是讽刺那些围绕着泰戈尔的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的绅士雅人，如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泰戈尔犹如一面镜子，在鲁迅目前映出了中国文人的“奴性媚态”，而这种无节操的国民性，是鲁迅弃医从文后，一直激烈批判的。

　　泰戈尔、白璧德、杜威都是文化翘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总体来看是积极的，但因围着他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与鲁迅有过论战，就难逃鲁迅的批判。而这些外国名人或出于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或出于礼节，对中国文化都表示过欣赏。这就引起了鲁迅的警惕，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吃人不见血、“割头不觉死”的“软刀子”。外国人批判中国文化，他视为同调，而若一个外国人赞美中国文化，他则要怀疑其真实的动机了。因为“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泰戈尔应属于“受了蛊惑”，他虽“可恕”，但蛊惑他的中国人则实在可恶。当然，泰戈尔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其影响，鲁迅不会认同，也不会无视。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阅读延伸

　　泰戈尔两度访华遭遇耐人寻味

　　新文化运动时期，印度文豪泰戈尔及其著作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达三百多种。不过上世纪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

　　第一次访华广受欢迎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在上海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土地， 23日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

　　这次访华泰翁非常愉快，回国不久后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访华饱受冷落

　　1929年的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这个时期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如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士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吴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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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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