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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论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共产党

王东

//m.auribault.com 2015-08-21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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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为什么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

　　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立地、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

　　顶天立地的民族砥柱

　　有一部著名小说，题目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据《西游记》中记载，由于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烧炼七七四十九天，才造就了孙悟空的火眼金晴。这个奇迹，其实只是一个神话。

　　然而，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却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奇迹，就是抗日战争连天烽火，提供了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使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共产国际的许多政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优秀文明传统相结合，在理论上升华出毛泽东思想及其新民主主义论，从而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先进政党——由此为抗日战争、民族解放，提供了思想政治上的强大支柱。

　　在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来的共产国际中，其实都存在两种不同传统：一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后来列宁继承发展并坚持下来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同时，也存在一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远离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僵化教条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生机勃勃，富于创造力，但后来教条主义抬头，其背后多半都和共产国际中的教条主义抬头有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抗日战争的连天烽火，使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控制宣告解散，由此造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历史契机，使得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可以放开手脚，独立自主，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由此也就打破了教条主义束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先锋队，而且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从而为抗日战争、中华复兴，提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思想政治支柱。

　　时至今日，我们会比过去更加客观地评价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国军将士在正面战场的历史作用，尤其是许多为国捐躯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奉献精神与历史功绩。

　　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仍然首先须注意到一个不可更改的基本事实，正是在抗日战争、民族解放的历史熔炉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从而成为开天辟地的民族砥柱。

　　在全中国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立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宣言》，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显明的目标显然是要掠夺中国，压迫中国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而后在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中，更加鲜明地提出，“同日本帝国主义举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1933年开始，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后改组建为东北抗日联军。周保中、李兆麟、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等抗日英雄，都从这里走出来。

　　李兆麟将军亲手写下的《露营之歌》，记录下他们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之中，露宿林海雪原的悲壮情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杨靖宇将军在被包围多日后血战到死，敌人在解剖其尸体时，竟然几乎没在胃肠中找到一粒粮食，无法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战斗到最后一息。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正是他们，在全中国最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最先举起了同法西斯血战到底的正义旗帜，而且斗争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意志最坚强。

　　在1935年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大、清华青年学子，积极参与一二·九学生运动，鲜明地喊出群众呼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发动兵谏，逮捕了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1937年7月8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迅即发出通电，鲜明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7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

　　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打一场全面抗战的人民战争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国策是迅速灭亡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一开始就与之处于不共戴天的根本对立之中，因而他们的态度还是积极抗日、争取取胜的。但由于他们背后有封建、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因而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这样一条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无法根本扭转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无法打赢这场战争。

　　中国共产党人掌握了唯物史观、群众观点，深刻洞察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因而，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洛川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力主实行“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各类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鲜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战和人民战争的路线。

　　1945年党的七大，更是把这样一条路线作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正是有了这样一条人民战争路线，才造成全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抗战局面，“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兄妹开荒，种粮拥军”，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敌于灭顶之灾中。

　　筑起克敌制胜的思想长城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论持久战》，总结了抗战初期前8个月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方针。

　　他首先对于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优势劣势，作了客观、全面的辩证分析，深刻地预见到整个抗日战争势必要经历一场持久战，依次经过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开始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而最终是中国人民必胜，日本侵略必败。

　　这个战略方针，成为中国人民克敌制胜的思想长城。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武装，也以自己的军事斗争实践与血肉之躯，书写了抗日战争的重要篇章，“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就是其中两个著名战例。

　　平型关一战“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而由朱德、彭德怀将军指挥下的“百团大战”，在长达两千多公里的战线中与敌作战，进一步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日本速战速胜”的神话，有力地拖住了日军主力，并把战争拖入战略相持阶段，从而为整个战局和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在全国开展了广泛持久的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不仅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这样千里连片的北方主要根据地，而且在南方有新四军建立的诸多敌后根据地，甚至在华南、海南都有党领导建立的东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一亿人以上，抗击了半数以上的侵华日军，有力支持了正面战场与整个战局，使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力量完全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难免灭顶之灾。

　　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雁翎队、王二小放牛等动人故事中，可以看到从中映射的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和全民皆兵、全民抗战的辉煌历史片断。

　　培养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学人才

　　中国共产党经过抗日战争，加上延安整风、延安办学，以及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延安鲁艺等红色大学的创办，把中国共产党办成一所大学校，把延安办成一所大学校，形成一支骨干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治学的现代创新型人才，成为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中坚力量。

　　在那个时代，延安的窑洞、宝塔山，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的新型教育，吸引了多少知识青年、热血青年，成为他们衷心向往的革命圣地。许多人抛开城市舒适生活，不怕背井离乡，翻过千山万水，寻找革命真理，寻找理想之光。一代又一代民族精英、创新人才，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新中国建国之初，评了十位大将，其中有六位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工作过，他们是：黄克诚、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张云逸。青年一代的杰出英才，更是不计其数。

　　抗战刚刚胜利，我们党就能够迅速派出12万人的军事队伍、干部队伍，接管东北，而后迅速解放全国，稳定经济，恢复生产，就是明证。

　　对于抗日战争时代党的发展与中国使命，讲得最透底、最到位的，莫过于两位历史巨人，一位是中国的邓小平，另一位则是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

　　对于抗日战争时代在党史上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有一个一锤定音式的理论概括：“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3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军队也从3万人发展到100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

　　说到抗日战争中国的历史作用，乃至在世界的历史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说法，可谓画龙点睛：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我们不仅视中国为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中国为和平时期的伙伴。”

　　抗日战争，为什么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百年历史由败转胜的重大转折，而且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复兴的伟大转折？

　　这里的深层奥秘就在于，正是在抗日战争的千锤百炼之中，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从而为整个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顶天立地、坚不可摧的中流砥柱。（作者系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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