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对于这场战争，国人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如此惨绝人寰的战争，究竟有没有历史源头？又是如何演变、发展的？将来还会不会重演？相信这是每个国人，也应包括日本人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历史关怀与现实变奏无时无刻不在交响上演，它们的内在交集，凸显出追索这场战争的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性。

　　这场战争的源头当系于1592年万历壬辰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所发生的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卫国战争，韩国称为壬辰倭乱，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或“东征”，日本则称文禄·庆长之役），被视为日本发动海外侵略的起点。在这之前，唐宋时代的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社会中尚未产生学生打老师的念头。但到明朝万历时期，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完成统一之后，野心开始膨胀。虽然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程度，要远远落后于明朝——这个当时世界经济中心之一、被誉为世界白银“终极秘窖”的大国，但丰臣秀吉的狂热，已经超越后世学者以先进、落后来区分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定，执意“一超直入大明”，妄想用武力使拥有“四百余州”疆域的明朝臣服。为此，日本欲先征服朝鲜作“先驱”和跳板，悍然发动了壬辰战争。丰臣秀吉的观念，不易被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通行标准的人们所理解，而这也是甲午战争后颇为流行的观察角度。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万历壬辰战争，不仅完全凿枘不合，而且会越看越糊涂：丰臣秀吉时代落后明朝很多的日本，何以就能产生入侵大明的意图？

　　历史意识一旦产生就会具有生命力。目前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因为雕版印刷不发达等因素，日本文明自宋朝以后就走上了“与中国正好相反”的道路。既然日本社会“与中国式社会180度相反”，那又如何产生对尊王攘夷、逐鹿中原这些在中国延续了2000年的传统观念情有独钟的意识、思潮和人物呢？虽然在江户幕府时代，德川家康作出了与丰臣秀吉彻底“告别”的姿态，但发展到明治时期，日本社会思潮又一次折返：对1592—1597年的壬辰战争研究，开始被定位为国策论证的重要工具。1705年马场信意的《朝鲜太平记》31卷和佚名《朝鲜军记大全》38卷刊行，表明18世纪初，日本对壬辰战争的重视已超越中国和朝鲜，并在收集三方资料基础上产生巨著。此外，无论是福泽谕吉的“恶友”论，还是甲午谍战巨头荒尾精对“四百余州”中国的念念不忘，也与丰臣秀吉没有本质区别。到了1898年，丰臣秀吉去世300周年之际，明治政府更致力于把丰臣秀吉塑造成为民族英雄，而松本爱重的《丰阁征战秘录》，甚至起了甲午战争动员令的作用。一些人将壬辰战争作为日本宣扬国威并向东亚炫耀的重要历史背景，其后并吞朝鲜、侵略中国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都被塑造成是在完成丰臣秀吉的遗业。

　　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系，虽然或明或暗，仍可求而索之。丰臣秀吉时代的历史意识，虽然一度在江户时代泯灭无闻，但就像一颗种子，一旦有了适合的环境和刺激，就会萌芽——历经明治维新，这种意识，就乘甲午战争的刺激，引导日本吞并朝鲜、赶跑俄国、侵占中国东北。所以，甲午战争远非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早在300年前的明朝万历时代，这种侵略意识就已经“萌芽破土”，这是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间可以触摸的一些关节点。

　　从东亚关系的角度探讨日本500年来历史意识的发展道路方面，韩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万历援朝东征战争以毋庸置疑的实力，遏制了日本的侵略势头。如此重大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问题，却在我们的研究中几成空白。因此，郑重指出以下两个事实，或许并非没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400余年前，面对日本突然发动的战争，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争论，鉴于唇亡齿寒的教训，最后下决心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超前观念和卓越见识，却从未得到过肯定：自清修《明史》开始，便断言明亡于万历，这不仅已被史家指出可能是一种“误读”，更有可能是一种“误导”：出自塑造清朝统治正统的需要，有意无意将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都置于负面评价之中：无论是阁臣张位还是督臣孙鑛，或是前后几位经略宋应昌、杨镐、邢玠等，虽都不乏各自的问题，但苦干实做这一点却非常鲜明：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尽量权衡轻重利弊，选择符合时代要求的建议并努力付诸施行，只是所有这些努力都因清修《明史》时对不利于己的前尘往事厉行禁毁而被长期忽略。

　　其次，在东征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南兵，正是戚继光在蓟镇训练新军十余年的成果展现，其三大“创新”表现，完全可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一是创新的精兵“混成旅”。他们不仅配备轻型车载火炮（佛郎机炮），也有重型的“大将军炮”，具备“三手”（即射手、杀手和炮手）技艺的南兵和北方骑兵，配合完备的阵法、战法，使这支处于冷热兵器时代之交、掌握冷兵器精髓同时也熟练先进热兵器的新军，面对擅长于近战的日军步兵“足轻”和他们穿透力极强的鸟铳，也从未失却过敢战的本色。明朝东征军进入朝鲜后，平壤首战出手，就打掉了日军的信心。即使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那个漫长严寒的冬季里，经历持续数月、规模大小不一的安康战役，固使明军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但吴惟忠等所领导的留守南兵，以敢战精神与不惧牺牲，博得了朝鲜朝野的一致称赞，“剑阁精兵”之誉就出自朝鲜国王之口。而朝鲜相臣柳成龙对南兵形象的解释，也给历史留下一个铁证：“所谓南兵者，乃浙江地方之兵也，其兵勇锐无比，不骑马，皆步斗，善用火箭、大炮、刀枪之技，皆胜于倭。头戴白幍巾，身以赤白青黄为衣，而皆作半臂，略与本国罗将之衣相近，真皆敢死之兵。”尤其是他们的优良军纪，更是竖起了一面旗帜：南兵统领吴惟忠驻守蓟镇时，就是戚继光的左膀右臂；他与参将骆尚志、陈蚕、游击胡大受、叶邦荣、陈寅等人所率的南兵，无论是作战能力，还是严格的军纪，都受到朝鲜朝野的一致肯定。这支明朝用重饷所练的精兵部队，在异国大放光彩，却在中国史书上缺乏记载，令人遗憾。二是创新的“三手”朝鲜军队。明朝东征军中的南兵与军中教官，利用戚继光的《纪效新书》，通过“三同”训练法，前后共用十余年时间，在朝鲜复制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式“三手军”，不仅为最后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也使这支掌握“戚家军”战术精华的朝鲜军队，成为明朝“剑阁精兵”在海外的嫡传正版。朝鲜这支拥有精良火炮技术的新式陆军部队，后来还在明清易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清朝掌握之后，成为对付明朝的利器。事实上，在戚继光死后的第五年，朝鲜战场就已成为戚继光在蓟镇所练新军的最好检验场，“戚家军”的老军骨，吴惟忠、胡大受、骆尚志等人，都是朝鲜军队训练的直接领导者、指挥者和设计者。只是这些“剑阁精兵”的将领命运坎坷，不是在后来遭遇诬陷，就是在历史上被忽略。三是创新的“海上长城”。虽然明朝万历援朝东征战争，消耗了明朝的国库，一定程度上导致天翻地覆的明清易代，这正是造成对东征评价出现歧义的主因；但另一事实也同样显而易见：这场行动及其相关举措，为中国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也对朝鲜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拥有三大创新的明朝军队和明末历史，却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产生现实影响了。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早自明治时代就充分、广泛利用这场战争做文章的意识和观念，确实与中国呈“180度相反”的景象。那么，如何找准历史意识与现实变奏的关节点与焦点？相关历史意识的产生、发展与付诸实践，早已超出单纯历史问题的范畴，而成为与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政治、社会、军事、外交的各种具体问题的综合体，但解决问题的基础——历史事实本身的求索与探讨，恐怕是一个更重要也更需学者首先安静下来、花工夫、下力气去做的事。而由有关部门出面、组织各方面人力、物力，编纂一部全面的、综合性的、全球化视野下的《万历壬辰战争史》，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