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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清醒的现实主义”

李云雷

//m.auribault.com 2015-02-06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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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进化链吗？

　　对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现实主义是否已经过时？

　　文学对“生活”与“经验”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历经怎样的嬗变？

　　“清醒的现实主义”需要作家保持何种清醒？

　　在当今中国文学界，谈论现实主义是困难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本来无可厚非，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审美视野中，它却成了一种落后保守的象征，在技术层面上被视作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相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落后”的。这样一种规范可以说是一种美学无意识。但我们知道，所谓“进化”只是一种虚幻的建构，真正决定一部作品价值的并不是其创作方法，而是它在开掘人类经验与心灵上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与高度。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甚至可以说，当今中国最缺乏的就是清醒的现实主义，最需要的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

　　在前人的论述中，“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一个词组，“清醒”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修饰。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里论及鲁迅精神时，指出其第一个特点就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王瑶在《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清醒的现实主义》中也指出，“无论是鲁迅自己，还是他的战友，都一致地认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鲁迅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特点。”他们并没有解释何为“清醒的现实主义”，但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清醒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指主体面对世界时的一种理性态度，涉及主体如何处理经验、知识、理论等问题。而在这里，我更愿意将“清醒的现实主义”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来讨论，希望以此为我们的文学开拓新的空间。

　　当我们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时，从“私人生活”“自我经验”出发，走向更开阔的世界，重建对“公共生活”新的理解，应该是一个起点

　　重新讨论“清醒的现实主义”，我们需要讨论现实主义与现实的关系，“清醒的现实主义”与其他现实主义流派的关系。

　　现实主义要面对现实，面对生活，面对经验，但并不是简单地“反映”现实，而是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融入作家的观察、思考与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翻版”，在现实主义作品的背后有着作家主体的思想、个性、风格，以及独特的生活体验与艺术的取景框。同样的现实，在不同作家那里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每个作家对现实的理解不一样，表现的方式不同，所写出的作品自然也不同。譬如同样是现实主义，狄更斯不同于巴尔扎克，巴尔扎克也不同于托尔斯泰，他们每个人的作品不仅反映了生活，也融合了他们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千篇一律”的现实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来自作家的独特观察与思考，是一种新的创造。

　　讨论现实与现实主义，我们离不开“生活”与“经验”这两个概念。如果我们梳理“十七年文学”到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对“生活”的理解一直在变化。“十七年”对生活的理解是以政治为中心的生活，80年代理解的生活是“公共生活”——包括政治的因素，也包括社会其他领域，90年代开始讨论“日常生活”，这是当时理论界与文学界热门的关键词，而到了90年代后期，则主要讨论“私人生活”，这又开启了欲望写作等文学潮流。可以看到，虽然谈的都是生活，但不同时期对生活侧重点的理解并不一样。而从“政治生活”走向“私人生活”，可以说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今天，我们有必要反思“日常生活”“私人生活”的局限性，重建对“公共生活”新的理解。

　　“经验”也是如此，当我们强调经验尤其是自我经验时，从写作角度来说，的确具有合理性，但这并没有真正解决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的关系，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弊病主要就在于囿于个人经验，无法感知他人的悲欢。因此，当我们重新讨论现实主义时，从“私人生活”“自我经验”出发，走向更开阔的世界，应该是一个起点。

　　对于现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先在的“批判”或直接将其视作“荒诞”，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理念或方法，而是要以一种清醒、理性、冷静的态度，做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影响深远，也发展出不少艺术流派。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冲击波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留下了深刻的印痕。当下，也有作家提出了对现实要“正面强攻”等有关现实主义的创作理想。在这些基础上，我依然认为，当前中国文学界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于现实，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先在的“批判”或直接将其视作“荒诞”，也不是某种单一的理念或方法，而是要以一种清醒、理性、冷静的态度，对当代中国的现实做出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复杂的，很难用一种理论解释清楚。从大的方面来说，我们处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也处在世界发展史的转折点上，一个13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我们需要拥有新的视野与新的知识；从小的方面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置身其中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物质与精神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将个人的生命体验陌生化、相对化、问题化——认识到我们的“现状”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从来如此的，认识到在“我”之外，还有另外的人群、另外的人生以及另外的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自我”及其变化，也才能更深刻全面地理解中国与世界。

　　“清醒的现实主义”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面对复杂的世界或未知的因素，重要的不是急切表明态度，而是以清醒的态度去探索，去思考，去把握；重要的也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想象将复杂的世界简单化，而是在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之后，以新的方式为之赋形。“清醒的现实主义”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个作家能否突破自己的经验，能否突破自己的立场，能否突破自己的知识？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考验。作家当然要从个人的经验与知识出发写作，所谓“突破”，不是要抛弃，而是要对个人经验、知识的有限性与有效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在新的现实面前做出反思与调整，而不是固守僵化的“自我”与陈旧的认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新生的过程。

　　正是以“清醒的现实主义”面对自我，面对世界，才有鲁迅那样的文学的诞生。也正是如此，列宁才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恩格斯才说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在于作家对现实的观察与描写，超越了个人经验、知识与立场的局限，将一个复杂的世界呈现了出来。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一个更加丰富复杂的世界，我们尤其需要“清醒的现实主义”。（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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