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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人的日常法律意识

徐忠明

//m.auribault.com 2015-01-26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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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代光绪年间四川省南部县的一份状式，右下角为官代书戳记

　　现在，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其实，这有些“厚污古人”——

　　人们常说：中国人没有法律意识。即使到了今天，也一样。有人一听到中国的法治状况不好，就说是受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似乎以前的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法律意识。但是，据我这些年来的阅读发现，在明清时期，老百姓对法律好像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不在意，或者说他们是非常在意法律的。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

　　明清时期，老百姓在意法律，来自几个方面的因素。

　　在朱元璋时期颁行的《大明律》里，即有“讲读律令”的条文。这条规定，不仅是针对官员的，也是针对老百姓的。对官员来说，不但要讲读律例，而且还要通晓律意；否则，将会受到制裁。对老百姓而言，如能通晓律例，在普通犯罪时，即可免罪一次。清代也有这样的律文。

　　另外，朱元璋对于《明大诰》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谢应芳《龟巢集》卷八载有“读大诰作巷歌”语云：“挂书牛角田头读，且喜农夫也识丁。”这里的“挂书”之“书”，即《明大诰》。同书卷七尚有“周可大新充粮长”七绝一首，语曰：“田家岁晚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篇。”足见，《明大诰》流传之广泛，以至牧童、农夫都在习读《明大诰》这部明太祖“钦定”的特别法。

　　与此同时，在通衢要道和众人聚会的地方，还会张挂相应的法律文本，以便老百姓知晓法律。有时，老百姓还因不知道法律而被官府免于处罚的。《明实录》记有永乐二年的一个有趣故事：大理寺官员奏：“市民以小秤交易者，请论违制律。”皇帝问工部官员：“小秤之禁已申明否？”答曰：“文移诸司矣。”又问：“榜谕于市否？”答曰：“未。”皇帝就说：“官府虽有令，民固未悉知之。民知令，则不犯；令不从，则加刑。不令而刑之，不仁。其释之。”

　　除了官府的法律宣传，民间也很重视法律书籍的编撰和出版。例如，被学者称为“日用类书”的大型书籍，属于民间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在明清时期非常流行，版本很多。可是，它们往往相互抄袭，不仅鲁鱼豕亥，错谬百出，而且纸质低劣，印制恶滥。而其原因，显然是为了满足普通百姓的需要。另外，明清时期还有很多商业用书。除了介绍商业知识，也会介绍一些法律知识与文书知识。原因很简单，商人要做买卖，当然要订契约。

　　不可忽略的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同样不乏法律故事。甚至，在儿童的识字课本中，也会介绍一些简单的法律知识。例如，晚清刘树屏编撰、吴子城绘图的《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对“斩”和“绞”等刑罚，不但作了字面上的释义，而且还配有图像，非常直观，便于儿童识字和记忆。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老百姓不在意法律，那么以“射利”为志业的书商，为什么要去编那些法律书籍？甚至要去做盗版的事情呢？虽然中国古代没有版权法，但著作权的意识还是有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只要有阅读法律书籍的人，那就一定会有读者市场，也一定会有购买法律书籍的人，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阅读法律书籍，当然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说到买书，自然涉及书籍的价格。虽然晚明以来中国的书籍出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书籍的价格并不便宜。在清朝，一套印制精美的《红楼梦》要花多少钱呢？大约要20两银子。那20两银子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大约是五口之家一年的开销。因此，买得起《红楼梦》的，恐怕是有钱人和读书人。在晚清，知县杜凤治说，自己看到一套《大清律例》，价格是18两银子，因嫌贵而没买。比较而言，之所以“日用类书”多是盗版作品，而且大多印制恶滥，无疑是为了降低成本；一套卷帙浩繁的“日用类书”，只卖一两银子，可见是为了满足普通老百姓的需要。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时的老百姓对法律是非常在意的。

　　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讼师非常活跃，诉讼率也日趋高涨

　　著名的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在《近代化与法》一书中，曾经专章讨论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从诉讼率的视角，考察了日本人的法律意识。在他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的诉讼率低，那么老百姓的法律意识就弱；如果诉讼率高，那么法律意识就强。因为老百姓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才会去打官司。因此，诉讼率跟法律意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中国古人的诉讼意识是怎样的呢？读过《水浒传》的人，可能还会记得：武大郎被潘金莲、王婆、西门庆合谋害死后，武松出差回来，看到自己的大哥突然死了，觉得很诧异，就去调查取证。刚开始，武松想走司法程序，就去找卖鸭梨的郓哥，盘问他怎么回事儿；接着，又找到了仵作行的团头何九，取了武大郎的骨头以及西门庆的贿金。取证后，武松找了一个陈代书，请他写状子，因为代书是专门帮别人写诉状的行家。之后，武松再去县衙告状。可是，县衙里的胥役因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就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诉讼。到最后，武松只得采取“私力救济”的办法，杀了潘金莲和西门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说中的武二郎，对诉讼程序并不陌生，故而整个行动有板有眼；至于复仇杀人，乃是被逼无奈。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老百姓已经具备比较良好的法律意识呢？我的答案：是。实际上，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诉讼已经不陌生了。也因此，有学者声称，明清时期，中国已经是一个“诉讼社会”。可以用来佐证“诉讼社会”的证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讼师非常活跃。讼师不仅在城市开设歇店，招徕生意，而且还出没于穷乡僻壤，甚至还搭建了跨区域的业务网络。能干的讼师，可以置起家业，即使“菜鸟”讼师，也能养家糊口。试想，如果没有相应的业务，绝无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

　　二是“官代书”制度的形成。官府设置官代书，有两种功能：（1）帮诉讼两造（专指涉及诉讼关系的原告和被告）写状子；（2）通过官代书来抑制讼师。不过，由于官代书的法律素养不佳，考试的录取标准，只是粗通文墨而已，因此他们很难起到遏制讼师的预期效果；相反，讼师文化素养较高，脑子也够机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官代书提供法律服务，两造还是要找讼师帮忙写状子。

　　三是诉讼率的日趋高涨。以乾隆时期为例，全国设置了约1500个州县，人口约有三亿，平均每个州县约有20万人。那么，每个州县要审理多少个案件呢？大约一两百个案件。当时的家庭规模，是五口之家。每年约有二百个家庭会有一起诉讼案件；10年下来，约20个家庭即有一起诉讼。可见，这个比例不低。如此多的家庭卷入诉讼，如果没有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怎么可能！

　　四是限制诉状的字数。由于“放告日”提交州县衙门的状子很多，一年甚至会有数以万计的状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催词”和“投词”一类的文书，以至于州县牧令根本看不过来，就想出了限制诉状字数的招术，以便节约牧令的时间。因为州县牧令负责辖区的所有事务，一忙起来，时间就不够用。那么，诉状的字数究竟多少才算合适呢？各地不同，基本上是在150-300字之间。如果以一万份诉状来计算，累计约有150万-300万字之多。足见，牧令要读完这么多的状子，所花费的时间就可想而知了。

　　性情温和、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为何会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

　　人们通常会说：中国人性情温和，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社会；而且，儒家特别倡导“无讼”的社会理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诉讼案件呢？从抽象层面来看，这些说法固然不错。然而认真思索起来，它们又有不小的问题。这是因为，老百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个个都是“君子喻以义”的；相反，因物质资源匮乏而导致的生存压力，势必产生“小人喻以利”的现象。在《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作者曾说：在中国农民的眼里，每一粒稻谷都是珍贵的。在这种情况下，当自身利益受到了侵犯，诉诸衙门也就不可避免。要之，君子道德与无讼理想，一旦遭遇物质利益的挑战，也就难免落荒而逃。

　　甚至，当我们读到帝国官方关于“调处息讼”的话语和渲染时，亦切不要以为，这完全是对于“无讼”理想的追求。实际上，它更有可能是由于州县牧令忙不过来，乃至是因“自图安逸”而拒绝受理案件。毕竟，明清时期的牧令，不像现在的法院，他们是瞿同祖先生所谓的“一人政府”，必须承担征收赋税、官学教育、社会治安、灾荒赈济、公共工程，等等的各项事务；甚至，牧令晚上还要打着灯笼跟衙役一起巡查城里的治安。即使以司法实践来讲，他们要负责缉捕案犯、检验尸伤、勘查现场、审理案件、管理牢狱等事。除了审理数以百计的民事案件，还要审理十起八起的命盗案件。像广东省的南海县，一年发生的刑事案件就很多，清代知县杜凤治在日记（杜凤治日记逐日记录了同光年间所在地方的风土民情、官场风气、上下关系、办事规则、基层断案过程，几至“事无巨细”；记载了自己的出入行藏和对朝政世事的联想心得，几至“感慨良多”。所记甚至连四时变化、阴晴圆缺也无一遗漏，这就使他的日记成为研究晚清基层社会以及地方官场的珍贵史料）中曾经提到，单是强盗案件，一年就有80来起；一次执行死刑，也有17人之多。与南海相比，番禺稍微好些，命盗案要少一半。这样一来，国家法律与州县牧令倡议“无讼”的社会理想，要求民间自行解决词讼案件和笞杖案件，均有迫不得已的苦衷，而非一味地道德宣示。

　　要而言之，无论是宣传法律知识与阅读法律书籍，抑或是民间社会常态的诉讼实践，都在说明中国古人的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皆不弱。仍须指出，由于明清中国尚处在农业社会，也是一个乡土社会，虽然市场经济已经很活跃，人们的社会流动也很频繁，但是，毕竟与现代社会不同。因此，我们不能以现在社会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诉讼意识来衡量。否则，即会出现“厚污古人”之事。（作者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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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