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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我们到底输在哪里了？

//m.auribault.com 2014-07-30 来源：中工网—《陕西工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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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海战图

徐继?编著的《瀛寰志略》李鸿章VS林则徐

　　今年是甲午年，120年前的7月25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日本这个蕞尔小国打败了庞大的中华帝国，取代后者成为东亚的霸主。这种政治格局，甚至在今天仍有一定程度的延续。此前，中国虽然也打过多场败仗，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但是当时某些国人并不认为自己输了，反而觉得不过是一场意外。如果我们抗战的决心再坚决一些，如果我们的汉奸再少一些，说不定就打赢了。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人已经不能再心存侥幸，比洋务运动更坚决的变革从此开始了。

　　不过，今天仍有一些言论认为甲午战争之败，败在汉奸，败在意外。典型代表是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持的观点仍是因为李鸿章避战求和，导致战争失败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避战的理由则是为了保存其个人实力。至于《马关条约》，则被视为卖国条约。“卖国”二字，就很能说明这种思维模式的心存侥幸：

　　如果李鸿章不那么自私，或许战争就能打赢了吧？

　　如果主政的不是李鸿章，而是一名爱国人士，这《马关条约》或许就不用签了吧？

　　无独有偶，历史教科书在讲述鸦片战争时，也是持类似的观点，使人感觉要是多几个像林则徐那样的人，中国或许就不会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了。

　　历史教科书说，战争爆发后，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驰。英军见广州守卫森严，便转而北上。厦门因为是林则徐好友邓廷桢在防守，同样无机可乘。最后，英军攻打浙江，占领了定海。然后道光皇帝心慌了，改剿为抚，撤办了林则徐，林则徐做了战败的替罪羊。林则徐被换走之后，中国非但没有迎来和平，反而是屡屡被打，屡战屡败，终至要与人签订《南京条约》。

　　如果中国多几个林则徐这样的人，鸦片战争是不是就不会输了？

　　如果皇帝不是战和不定，而是一心抗英，这仗是不是还有可能打赢了？

　　 更多论据，更多疑惑

　　认为战败的原因在于抗战的决心不够、汉奸太多的一大理由是，以中国当时的兵力和战备，是有可能战胜的，甚至可能打得非常漂亮。

　　比如说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排名亚洲第一、世界第八，日本海军不过亚洲第三、世界第十一。就这差距，怎么可能打不赢？

　　又如鸦片战争，中国总兵力80万人，英军前期不过几千人，后期最多不过2万人，而且他们远道而来，我们在家门口打仗，80万人对2万人，怎么可能打不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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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此，且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排名世界第八，那么排名世界第一的是谁？

　　你或许想到了，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其次是法国、德国、俄国。

　　中国的近代海军始于1866年创建的福州马尾船厂和马尾船政学堂，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试图赶超欧洲在过去400多年发展起来的海军。如同所有的后发国家一样，中国这一时期的海军发展速度可谓一日千里，而且欧洲列强似乎并不介意中国人购买他们的军火，也不介意中国人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

　　英、德两国不仅卖军火给中国，还有专人帮助训练中国的海军，英国教官叫琅威，德国教官叫式百龄。更让人意外的是，欧洲列强还允许中国人去他们那里留学，学习军事技术。福州船政学船开办几年后，于1877年开始派遣留学生到英、法等国学习，有的进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有的直接进了海军实习；后来有些赴德学习炮兵技术，因为据说德国的炮兵最强。在这批留学生中，有许多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如严复，如邓世昌、刘步蟾。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又担任了国内学堂的教官，传播着现代的军事技术。

　　就这样紧赶慢赶，中国用20多年的时间，终于将海上力量的世界排名提到了世界第八。换句话说，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海军世界第一，中国海军还在第八名之外，这仗还有不败的可能吗？

　　 中国的军力到底怎样

　　关于鸦片战争的过程，学者茅海建在其代表作《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有着详尽的论述。要而言之，主要有三点：

　　一、中英舰船水平悬殊，使得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根本不具备主动出击的实力，只能放弃海上交锋而专注于陆地。清军实际上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想什么打、在哪里打，英军说了算。英军经常来了就打，打了就走，中方只能望洋兴叹。所以林则徐最多封锁珠江口，发现英军北上了，却无力追击。

　　二、船速之快，也决定了英军运兵速度快过中方。清朝虽有80万兵力，但这些兵力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且承担着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战争爆发的时候，真正能投入到战场中的终究是少数。而且路途之遥远、交通之落后，使得军队从内地调遣到沿海，经常要走上两三个月，往往部队还没走到那里，战斗已经结束了。

　　具体而言，除战争前线的驻兵外，清廷还从各地调兵5.1万人支援，前后投入的总兵力约10万人。且这10万人分散在沿海各地，较之兵力集中的英军，并不占优势。据统计，在鸦片战争的12次较大规模的战役中，除了1841年5月广州之战和1842年3月浙东之战因各省援军而保持兵力上的优势外，双方兵力相当，有时候清军还不如英军多。

　　三、船不如人快，兵不如人多，更糟糕的是，炮还不如人家的好。清军的火器还比较原始，多是仿造明代引进的佛郎机、鸟铳、红夷炮，步兵则多用刀矛弓箭等。英军用的火器虽然样式相近，但拜工业革命所赐，冶炼技术更高，且采用了铁模铸炮，射击速度和精度远超过清军。两军对垒，且不说清军是否打得过英军，搞不好自己的大炮还会炸裂，伤了自己人。

　　军事实力悬殊，战争的结果自然惨烈：

　　按照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张莉的最新统计，在鸦片战争中，英军共死亡71人、伤400余人，而清军死亡3100人、伤4000余人。其中英军代价最惨重的镇江之战也不过死亡39人、伤130人，而清军死亡239人、伤264人，还有68人下落不明。经常是对方零星受损，我方接二连三地有人牺牲，炮台被毁，将领殉国。

　　这也就不难理解，许多主战派战前态度强硬，战后却主张“抚夷”，甚至有悲观情绪。没有看到中英军事实力相差有多大，就不免心存幻想，进而对那些主和、被迫签约的官员抱有敌意，詈之为汉奸。

　　后来，在被贬伊犁的路上，林则徐给友人写了一封信，提及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

　　 “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

　　 “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

　　 “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虽然承认清军打不过英军——大炮射程不及人、进攻速度不如人、运兵速度也不如人，就算是岳飞、韩世忠在世，那也是没办法——但是林则徐却不会公开表达。他叮嘱朋友说，千万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他的好友徐广缙后来升任两广总督，写信问他有什么驱夷的办法，林则徐回复说：民心可用。

　　说到林则徐，近代学者蒋廷黻先生的看法独到、犀利。他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说：

　　 “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神光寺事件与徐继?

　　 1850年夏天，两名英国人援引《南京条约》，向侯官县（今福州市区）的县令申请到城里居住。获得批准后，他们在神光寺租了几间房，一个开始传教，一个给人看病。

　　一些士绅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外国人没有资格和中国人共同居住，适逢林则徐回乡，双方联合向福建巡抚徐继?告状，要求把这两个英国人赶出城去。徐继?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外国人也不是那么好打发的。英国人拿出合约来，表示在此租房是合法合理，为什么要被轰走？

　　林则徐和士绅们不断向徐继?施压，希望他能拿出中国人的骨气来，像广州人轰外国人一样轰走他们。徐两边为难，便向皇帝报告了此事，皇帝的回复颇具领导艺术：“不可致生夷衅，亦不可稍拂民情。总期民夷两安，方为不负疆寄。”总之，不要得罪外国人，也不要辜负了民意，至于如何调节，你自己想办法。

　　这时候，林则徐等坐不住了，质问徐继?为什么还不动手，并开始散布消息说他是投降派，甚至在大街上贴出了“某日定取夷人首级”的恐吓小报，吓得英国人两次跑到巡抚衙门来控诉并申请保护。徐继?一边劝他们搬出城去，一边派兵在神光寺附近巡逻，生怕真的有人去搞谋杀，引发国际纠纷。这一下，林则徐们更愤怒了：你非但不对付他们，你还保护他们？你到底是帮中国人，还是帮外国人？不久，徐继?被免职，到京城接受皇帝训问。一场是否驱逐外国人的斗争，以咸丰帝和林则徐们的胜利而告终。

　　其实不为这件事，按照当时士大夫们的价值观，徐继?早晚也会被扣上汉奸的帽子。鸦片战争期间，他在广东、福建一带任职，就多次与美国、英国的传教士及英国领事接触，请教西方的地理、文化、政治知识，他的《瀛寰志略》写了五年，“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1848年，这本书出版了，书中不仅详细地介绍了四大洲的风土人情，而且摒弃了过去那种蔑视外国的态度，尽量客观中立，不用“夷”字来称呼他们，甚至对欧美的政治制度予以肯定。

　　提及华盛顿时，他盛赞道：“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至于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袭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这些都成了后来守旧派弹劾他的一大罪状，“张大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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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眼看世界的下场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徐继?的态度和见识比林则徐的更接近一个现代国家所应该有的状态。然而，他和林则徐的遭遇大相径庭。林则徐不仅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声誉，而且被后世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徐继?被召回京城后一贬再贬，终于罢官回乡去了。

　　且让我们看一下当时其他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又是怎样的遭遇吧。

　　 1876年冬，郭嵩焘作为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出使英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去，以免晚节不保。果然，他担任使节后，汉奸的骂名随之而来。他的湖南老乡、晚清大才子王?运写了一副对联挖苦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他的副使刘锡鸿不断写信回国，报告他的汉奸行为，如参观时因为天气寒冷披上了外国人的衣服，看到巴西国王时跟着起立，有损天朝威严，听音乐会时效仿洋人取阅音乐单，如此等等。至于他在寄回国的报告中肯定英国的地方，更是成了作为汉奸的“铁证”。国内守旧派不断抨击他“有贰心于英国”。

　　 1854年冬天，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回国了，希望带动更多人出国留学，“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然而招生极其困难，直到1870年有机会见到李鸿章时才使得这一想法付诸国家层面的实践。招生过程中，不断有谣言传出，说在美国那种野蛮的地方，会把小孩子骗过去，将人皮扒下来披在狗身上。

　　蒋廷黻认为有两个林则徐，“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对外国人强硬，百战百胜，只是有奸臣误国；后一个林则徐到了广东之后，逐渐了解到中国军事上不如外国人，开始购买外国船炮，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但是他并不想公开这种态度，而是和传统士大夫一样鼓吹排外，大唱“民心可用”的高歌。他私底下承认军事上不如人，但是对同僚、对国民、对皇帝并不这么说。

　　蒋廷黻认为这是因为“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解释得通林则徐的表里不一。以此观之，称林则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实在有待商榷，至少同一时期的徐继?比之更有资格，不过真正开眼的大多被所谓的清流贬为“汉奸”了。

　　 与列强的差距在哪里

　　在近代史上，被迫打开国门的并不是只有中国。日本、朝鲜都先后被迫放弃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泰国、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殖民和经济侵略、政治侵略。即便是在欧洲，也有许多国家饱受英国、荷兰、俄国等新旧帝国的欺凌。

　　说到近代历史，不是每个欧洲国家都跻身“列强”。他们中的一些国家同近代之中国一样，同近代之东亚、东南亚一样，被人欺凌，割地赔款，甚至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问题是，各个国家将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

　　在亚洲，日本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态度。

　　日本人好像有一种习惯，谁比我强，谁打赢我了，我就向谁学习。7世纪到9世纪时，他们向唐朝中国学习；后来，荷兰崛起了，他们就向荷兰学习，甚至形成了一门学科，叫“兰学”；被迫打开国门后，日本政府派出使节团，考察欧美各国，考察时间长达1年零9个月，考察范围也极广泛，希望“凡是可予我国有益之事，概当研究熟览”；1945年被美国打败后，他们又开始向美国学习。

　　中国的态度则相反，简单点说就是，谁打我了，他的东西再好，我也不学了！甚至跟他有关的任何东西都不沾，谁沾了谁就是汉奸。

　　两种完全不同的国民心态，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走向了两条大不相同的道路。

　　国民心态对于国运的影响，远大于领导人是否贤明、是否爱国，或是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以前，我觉得中国败在了没有英雄的出现，而汉奸太多。日本有明治天皇，中国只有慈禧和袁世凯，好不容易出了个林则徐，还遭到昏君弃用、奸人排挤。人家天皇可以为了购买军舰而捐款，中国的慈禧挪用军费过大寿，袁世凯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变法人士，使得中国的变革功亏一篑。后来，我相信是不同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腐朽的君主专制注定不能把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然而，日本倒幕之后，天皇的权力反而加强了，似乎这样一来，又要回到是否有明君的设想中去了。

　　在诸多思考中，有个因素一直被忽略了，即我们自己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

　　态度不同，所采取的措施也不同。如果视为现代文明，我们就该热情拥抱它，全力学习。如果认为这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专属，我们虽然一时承认他们比我们的好，但总是不免要提醒自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着学着，爱国的情怀一上来，又会觉得自己原来的东西也挺不错的，何必要去学别人的东西呢？

　　这种国民心态并不会因为领导人、政治体制的变化而变化。慈禧掌权时，中国人可以排外；光绪掌权了，中国人一样可以“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哪个国家得罪我们了，我们就抵制所有与其有关的东西。这种心态不改变，改成什么样的统治阶层，依然融入不了现代文明的世界。

　　 中国的传统不是排外

　　中国并非自古便是与世隔绝，一味排外。且不说唐时公务员队伍中有日本人、朝鲜人，宋元也任命过多名西方人担任中国官员（著名者如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单说东周的秦国，它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便是因为有个其他各国所没有的胸怀。

　　秦国地处西隅，经济、文化落后，但是春秋时的穆公、战国时的孝公，都能以极广大的胸怀招徕外国人、重用外国人。秦穆公所依赖的五个大臣全是外国人，百里奚是楚国人，蹇叔是宋国人，邳豹、公孙支是晋国人，还有个由余，来自本部的少数民族部落。至于军队，也是交由外国人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来统帅。战国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实行变法的公孙鞅是卫国人，入秦前长期在魏国工作，张仪、公孙衍、范雎都是魏国人，魏冉、李斯是楚国人，齐国的孟尝君在秦国当人质，因为有才华，也被秦王任命为丞相。

　　秦始皇嬴政刚执政的时候，秦国发生了一起间谍案，韩国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到秦国去，建议秦王修建水利工程，即后来的郑国渠，希望以此疲秦。案发后，秦国的一些爱国人士建议秦王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由秦国人自己掌控国家政权，这就是战国后期秦国驱逐客卿事件。为此，李斯写了一份奏章，劝说秦王不要一味排外，这就是著名的公文《谏逐客书》。

　　说起这篇文章，最有名的一句是“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个人觉得最有警示作用的却是这句：“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一个伟大的国家，就应该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普天之下的物品、人才皆可为我所用，而不是动辄问这是哪个国家的、是不是外国的那一套。

　　 80多年前的追问

　　可惜，中国这样的胸怀和优良传统传到宋元时期便断了，明朝开始搞闭关锁国，确定的外交关系也是唯我独尊的天朝体系，不再承认平等的外交关系，不屑与外人交流，也不允许老百姓与外界交流，终于发展到了落后挨打、盲目排外的地步。后来兵戎相见，对敌人一无所知，却相信自己必胜；打输了，却不承认不如别人，更相信是内部出了汉奸，换个爱国人士就好了；终于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了，也耻于承认，坚持本国的政治、文化天下第一，无需向别人学习；后来开始学习了，也时不时地闹一闹情绪，纠结于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算西化了。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丑化外国人，“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甚至不惜编织出许多谎言来娱乐同胞。

　　可以说，我们的国门虽然打开了，但是国民的心门却未完全打开。闭关锁国时，不知道别人比我们先进，也就罢了，可是知道了却不承认、不肯学习，那就让人无可奈何了。中国进步之难，并不只是统治阶级的问题，不只是汉奸的问题，而是中国人将以怎样的心态面对现代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蒋廷黻先生在80多年前便提出过，至今仍是中华民族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甲午战争的纪念日里思来仍觉得无比沉痛、可惜：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陈赐贵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