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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古典哲学复兴的启示

郝春鹏 //m.auribault.com 2013-12-24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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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李楚翘

　　■ 郝春鹏

　　提要

　　2012 年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反腐工作的座谈会上，向与会专家们推荐了法国人托克维尔的作品《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时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出现“洛阳纸贵”的场面。

　　这一事件，为2013年的学术界开启了第一个热潮。

　　托克维尔的“悖论”

　　与火热的销售市场一样，在2013年初，学界也开始了一轮对托克维尔思想的研究。

　　与以往不同，在新时代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理论的更新更为重要。因而在新年伊始，学界的许多思想便依附托克维尔被阐发出来。许多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教授，围绕《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见解。复旦大学思想史中心王涛在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一文中总结了这些悖论的三种样态：一是繁荣崩溃论，即是说革命之爆发并非处于民不聊生之时，而是在“公共繁荣”刺激与强化人们改变此时的欲望与激情之时；二是改革崩溃论，指对坏政府来说，最具革命危险的时刻是它刚开始改革的初期；三是松动崩溃论，认为革命不是爆发在最受压迫之时，而是在压迫之消除，从而使得人们更无法忍受其它弊端之时。

　　这些都是在“托克维尔热”中诞生的思想。公允而论，唯有真正的学者，也即是不随社会风潮之起伏而研究托克维尔的学者，才最可还原托克维尔的本来面目。专家们主要关注的“悖论”问题集中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三编第四章。然而大家都清楚，一本书本是一个整体，章节与章节的关系并不是单子式的彼此分离无关；同样，《旧制度与大革命》乃是托克维尔众多作品中的一个，要真正理解本书的内容，就必须同时对他的其他作品，比如《论美国的民主》、《论奴隶制》、《阿尔及利亚殖民地》等文进行研究。

　　单纯从学理上看，所谓的“悖论”，如果放在全书的背景中，未必就真是悖论。王涛在他的文章中指出：这些看似的悖论，其实是中央集权与社会疏离、文人政治等问题导致的。托克维尔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表明“悖论”问题，而是指中央集权政府必然会导向的某些问题与矛盾。

　　一个真正贴近文本，理解作者的学者，是不会被一些结论性或概念性的“悖论”所迷惑的，因为他们首先是要去理解文本的含义，而非将某些内容尽快转化成社会的“生产力”。然而事实上，现实要求的是能够转移致用的专家，而不是固守书斋的学者。因而，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更多致用之学才层出不穷，如潮水般涌现。

　　西方古典哲学复兴的启示

　　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由来已久，古语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而优则仕”……西方也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早在古希腊，智术师们就用自己的知识，为城邦中公民提供教育，只是，他们的教育是收费的，今天的专家则是领工资。

　　希腊时期的智术师与哲人不同，他们声称自己是“有智慧的人”，而哲人只是“爱智慧者”。公允地说，智术师们并非浪得虚名，他们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知识。比如他们知道太阳不是一个神，而是一块燃烧的石头；他们比常人更能深刻地看到世界现象的流变，而非固定的实体……智术师是城邦中比较聪明者，他们有常人所没有的知识和见识，然而这些人却常常并不受欢迎，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教人的时候要收取高昂的学费，更重要的是，他们破坏了城邦中由意见所搭建起来的习俗，而这些习俗，乃是城邦得以维系的根基。

　　对智术师的研究从出于西方古典学的一个问题，即关涉城邦与哲人的关系。国内对西方古典思想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升温。此前，古典学始终不能称作思潮，这一研究支脉虽从古至今都没有断过，但却总是待在偏僻的角落鲜有人问津。中国接纳现代之思潮始于清末，现实逼着国人学习洋人的科学与技术，从前八股文的训诂和注经传统被抛进历史的故纸堆。可以说，对古典文化的重视和重新思考是近一二十年兴起的事情，所以，国内古典学的复兴，首先仍旧是从对西方古典学的引入开始，进而，复兴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潮才随后跟进。

　　在古典哲学的复兴浪潮中，同样夹杂了许多“应景之研究”，这些研究者对待古典思想就像对待其他诸如技术学科一样，重在流行和实用（这种对好古之风甚至都称不上“浪漫主义”），所以在这一年中，我们会看到伊恩多所谓的“国学热”，“易经专家”等新名词，甚至随便什么人就可以操办“世界易经峰会”……

　　但毕竟，古典学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显学，这是以前埋藏在书斋里几十年不露头的学者们的福音，至少它推动了人们对古典文化和思想的重视与学习。然而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无论古典学或哲学，它们从来不是现代科学模式下的一个学科，古典学的研究需要有深厚的修辞学、历史背景为基础，它与哲学一样是对整全的研究。今天，中国已经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诸多领域尤其是学科划分和教育领域的现代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复整全的古典学研究（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就尤为重要。很多人都说，现今是一个不出大师、只出专家的时代，这与日渐细致的学科分划有很大的关系。学科细分纵然可以推动某些领域的高精尖知识推进和更新，但整全方面的一般常识，以及通识方面的教育却因此而缺失。所以在四年前，甘阳在中山大学开展通识教育的新举措。2013年，这些学子已然学成出山，他们身上所展现的风貌和学识，已经为诸多学者认同。因而，全国各大高校也纷纷开设类似的通识教育的课程，这可以说是现代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件大事。不过话分两头，与古典学的复兴浪潮类似，这其中有多少是同甘阳的初衷一样，是对通识教育有真正理解和迫切感受才推行的举措，仍尚待分明。

　　哲学在中国思想中的重新开始

　　12月21日，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圳论坛在市委党校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展开理论研讨。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为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表示，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题，表明虽然全面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还是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这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自觉。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历史任务，郭湛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能够给我们提供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法。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庞元正着重论述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的创新。他说，正如不少人论述的那样，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阻力来自利益集团，最大的难点在于向既得利益开刀。马克思主义利益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基本方法，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加强利益分析并推动分析方法的创新。

　　深圳论坛每年举行一次，通过选取特定的题目，把当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探讨，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

　　2013年5月21日，新近晋升为教授的丁耘老师，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他的就职演讲：“生生与造作——论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该文以“哲学在中国思想中重新开始的可能性”为题同时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教授就职演讲在国内尚属罕见，然而在西方大学却早已是惯例。许多知名学者在晋升教授或出任教职时，都要演讲一篇代表自己思想的讲座。在这些作品中，很多已然成为流传后世的经典文章，比如大家熟知的黑格尔于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演讲。

　　然而，与复旦哲学学院开创教授演讲相比更有意义的，乃是丁耘教授的这篇文章。该文涉及古今中西，主要包含四部分：（1）依托四因说的牟宗三的思想的局限；（2）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3）海德格尔的新思想；（4）作为“生生”哲学的中国思想。

　　丁耘教授西哲出身，主要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此外对古希腊哲学和政治哲学也有非常深入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他国学的根底与佛学造诣也十分深厚，读者尽可在他的相关发表的文章中领略其扎实的学识。丁耘教授这篇文章是国内西学研究学者对中国思想的一个新思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