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传统政务服务的区别，不只体现为政务服务场景的变迁，更表现为能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实现更为高效的互动，把信息惠民做到极致

　　日前，《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提出，在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国的整体联动、部门协同、省级统筹、一网办理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

　　《意见》的出台，可视为是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加码。因为去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就特别对“互联网+益民服务”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不可否认，“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以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在探索构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积极开展网上办事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正如《意见》所指出的，当前也还存在网上服务事项不全、信息共享程度低、可办理率不高、企业和群众办事仍然不便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对“互联网＋政务服务”予以加码，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与指导，很有必要。

　　凡是能通过网络共享复用的材料，不得要求企业和群众重复提交；凡是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信息，不得要求其他单位重复提供……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上、全程在线”……这些原则的提出，为“互联网＋政务服务”划出了底线。而底线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操作上的科学性。因此，《意见》首先就要求，要实行政务服务事项编码管理，规范事项名称、条件、材料等，逐步做到“同一事项、同一标准、同一编码”。这其实是对互联网规律的顺应，因为较之于线下办理，网上政务办理对于流程的规范与标准要求更高，若缺乏统一标准，则会令“互联网＋政务服务”原本应该实现的效率优势大打折扣。因此，这应作为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来落实。

　　基础性工作之二在于，要打破过去政务服务所依存的行政区隔与制度壁垒。传统的政务服务，往往遵循着严格的条、块分割制度，部门与地区之间都存在着明确分工的行政界线。但“互联网＋政务服务”恰恰需要的是信息的共享，实现信息流通与服务提供的扁平化。因而，“互联网＋政务服务”必须消灭以往不同部门与不同地区间的行政壁垒与信息孤岛，整合不同服务主体间的协作分工，真正做到“让信息多跑，让民众少跑。”

　　“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传统政务服务的区别，不只体现为政务服务场景的变迁，更表现为能够在政府与民众之间实现更为高效的互动，把信息惠民做到极致。其一，政务服务应有用户思维，更加注重用户体验，比如设立及时的信息反馈机制，服务好不好、办事流程便利与否，都应该让“用户”来打分、评判；其二，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是要唯技术化，而是应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特别是在最初阶段，对于那些因为主客观因素，不方便网上办理的民众，应提供辅助措施，实现《意见》所要求的多元化服务。

　　“互联网＋政务服务”必须借力于互联网技术红利，但政府部门在推进政务服务信息化改造的同时，更有必要吸纳互联网所代表的先进理念。如更加尊重和顺应互联网的开放、共享精神。《意见》要求，加快政务信息资源互认共享，开展政务服务大数据分析，要引入社会力量，积极利用第三方平台。一些地方的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企业在利用互联网技术上更具优势，政务系统的“互联网＋”升级过程中，不妨更多借助社会力量，同时在政务数据的开放共享上，向社会释放更多红利。

　　“互联网＋”计划的内涵与外延都很丰富，“互联网＋政务服务”仅仅只是其中一个领域。但囿于公共服务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其作用与地位却非同小可。一方面，大力发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本身就是对“互联网＋”计划的最有力推介与证明；另一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作用于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的双重提升，必将为其他行业实现“互联网＋”改造升级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就此而言，“互联网+政务服务”实在应成为“互联网＋”的典范，既树立标杆，也为全社会的“互联网＋”转型创造更好的公共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