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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医生都杀掉,我们就有救了?
张天蔚
//m.auribault.com 2016-05-09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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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细察凶手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医生的医疗行为即使确有瑕疵,也绝不足以构成受到暴力侵害的理由,移情泄愤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追求真相永远没错,但出于善意、尊重常识,追求真相的过程会给公众带来福祉。相反,若出于某种不够善良的动机,刻意忽略、违背常识,则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信任环境的毒化,即使真相最终浮现,也往往被已经愤怒起来的人们所无视。

  5月7日中午,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终于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

  就具体的案情而言,此次伤医案很难定性为医患冲突——25年前的一次牙科手术导致牙齿变色,显然不足以构成挥刀报复、致人死命的真实理由。由于凶手也随之坠楼自尽,其残忍行为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考,但根据事前的各种信息判断,凶手把行凶对象锁定为陈仲伟医生,其真实原因并非那次遥远的医疗行为,更可能是在其精神剧烈波动情况下的移情泄愤。因此,虽然冲突双方的身份确实是医生和患者,但此次凶案至多只能算是一起“非典型性医患冲突”。

  然而,非典型性医患冲突,毕竟还是医患冲突。凶手在情绪波动或精神异常的情况下,把泄愤的对象选定为医生,既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冲动,但更可能是受某种外界氛围的误导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譬如,如果凶手行凶前处于愤怒或绝望的情绪,并亟需将这种负面情绪向外归因时,在长期恶化的医患关系中被渲染为“白狼”形象的医生,就可能成为错误归因的对象。凶手很可能理直气壮地认定,其所面临的所有不幸,都是其牙齿变色所致,而一位25年前打过交道的医生,可能就这样不幸地被选定为泄愤的牺牲品。

  这种错误归因导致的医患冲突,其实并不鲜见。以往多起伤医、杀医案件,虽然看似比这次案件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如果细察凶手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医生的医疗行为即使确有瑕疵,也绝不足以构成受到暴力侵害的理由,移情泄愤才是更根本的原因。只是在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氛围下,舆论往往没有耐心做这样的梳理,而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医患之间的冲突,甚至更倾向于迎合“民意”,将其归因于医生的黑心或失误,以至于再次强化患者伤医、杀医的“合理性”。

  最新的一例,是发生在徐州的所谓“右肾消失”事件。

  这起看似离奇事件的成因有着多种可能,而其中最不可能的一种,就是患者的右肾被医生悄悄取出卖掉。而对这一事件的最初报道,虽然看起来采纳了当事双方信息,但其全文主旨却始终在暗示这颗右肾的“去处”。而此后其他媒体的跟进、网友的不断追问,也大多向这个方向发力。虽然后来也有媒体追踪到了不同的信息,让这个事件开始呈现出另外一面的真相,但染黑了再洗,至多也只能恢复到灰色,尤其是这层灰色覆盖到本来已经极度恶化的医患关系上,只能将其变得更黑。

  追求真相永远没错,但出于善意、尊重常识,追求真相的过程会给公众带来福祉。相反,若出于某种不够善良的动机,刻意忽略、违背常识,则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信任环境的毒化,即使真相最终浮现,也往往被已经愤怒起来的人们所无视。回顾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缝肛门事件”、“八毛门事件”,这样的结论一点也不为过。

  医患关系恶化至此,有着漫长的过程和医患之间复杂的因果互动。就像已经很难辨析究竟是恶劣的舆论氛围误导了媒体,还是媒体的投机心理进一步恶化了舆论。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今天的医患关系已经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有形或无形的成本,更是高昂到无法计算。

  我们,无论身为医生还是患者,都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从这个环境中脱身,也没有外来的神力可以救我们于水火,唯一可做的,就是医患双方都回到善意、回到常识,一点点地积累互信,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才可能缓慢而艰难地得到重建。否则,即使杀掉所有医生——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们也无法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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