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外迁虽然会造成表面的衰落景观，但更蕴含着乡村重建的机缘。随着“空心村”的出现，社会格局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

　　近些年来，有关农村的话题屡成热点。尤其是在某些返乡日记发表后，有关其衰落景象的描写引发了连绵不断的感叹。不过，迄今为止，参与议论的大多数人文学者却很少提出建设性的思路。相反，他们眼中的农村不过是精神上的“故乡”，是业已陌生的“他者”。这同时折射出情感上的隔绝和理论上的贫困。事实上，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农村来说，需要的绝非怀旧的挽歌，而是新生的序曲。

　　首先，部分乡村人口减少不过是表层现象。它属于一个酝酿已久的转型计划，由于现代耕作技术的升级，乡村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而有关中国农业人口过多的忧虑早已出现。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减少乡村人口成为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选项。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仍有61855万人，为总人口的45.23%，而欧美发达国家乡村人口比低于30%。由于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所以，“农村残存的自然资源已经无力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王晓明《L县见闻》）显然，乡村人口的缩减还会持续下去，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可逆转。

　　事实上，早在周密的计划出现之前，自发的转型就已经出现。青年人外出打工，本身就是转型的一种方式。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此类现象就已萌发。进入90年代以后，它则汇集为蔚为大观的潮流。到了2014上半年，中国农民工人数量达到2.74亿。大量乡村人口迁出资源紧张的乡村，既推动了城市发展的进程，也缓解了乡村的生态失衡趋势，可谓双赢。现在，前者已经人所共知，后者也逐渐显现出来：“是呀，人都去打工了，村子里没那么多人来砍柴伐树了，这山自然就长好了……”（王晓明《L县见闻》）同时，大量打工者源源不断地把钱寄回乡村，使不少率先转型的家庭日趋富裕。然而，许多知识分子对此视而不见，反倒大谈对“中国乡村未来的迷茫”，这本身就折射出观念更新的必要性。习惯于想象人丁兴旺的乡村，反映的不过是陈旧的思路。过强的故乡意识，实际上是家族本位观念的变形。相比于乡村的变化，众多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体系已经处于滞后状态，其所思所想无法与现实进行有效的对接。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

　　由此可见，人口外迁虽然会造成表面的衰落景观，但更蕴含着乡村重建的机缘。随着“空心村”的出现，社会格局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在血缘关系的传统纽带之外，重新组合的农民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横向联系。相比于封闭的家族网络，这些新型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开放品格，更接近当代社会的基本形态。它引发了不少社会学专家参与的热情，部分乡村已经成为推动观念革命的前沿地带。如果继续引入理性而不乏创造性的计划，我们无疑会实现一个民族的梦想——如农民身份的转变、适当的城镇化、基层自治实验、特色文化群落的升级、耕作方式的集成化、生态保护区的扩展，等等。对于苦苦寻找学术生长点的人文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个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总而言之，必然转型的乡村不是被遗弃的角落，相反，它将真正成为希望的田野。人文知识分子应该超越“乡愁”模式，及时更新自己的精神坐标系，以更富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这个跨时代的伟业。（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