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我国当前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借鉴当年美国供应学派的政策实践。我们认为，不能将我国供给侧改革简单地归结为供应学派的政策主张。事实上，上世纪末，真正拯救美国经济的不是供应学派，而是信息高速公里计划以及“新经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

　　一

　　引领我国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将由需求侧向供给侧管理转变，这同上世纪末美国由凯恩斯主义向供应学派的转变有着相似之处，后者奠定了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石。鉴于美国上世纪末的经济增长实践和我国当前供给体系面临的矛盾，我们认为不能将供给侧改革简单地归结为里根经济学或供应学派主张；否则，有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机制转换路径简单化之嫌，亦有将中国经济增长置于不得要领的境地之虞。事实上，上世纪末，真正拯救美国经济的不是里根经济学，而是此后民主党人启动的信息高速公里计划以及所谓的“新经济”。信息技术带来美国生产率的全面改善不仅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中发挥作用，而且对于熨平短期波动也前所未有地大显神通。所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将创新动力机制置于首要位置。

　　美国20世纪末的经济政策实践的重要启示，就是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崭新趋势，紧紧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历史性契机，选择具有独特技术特征的当代科技产业，利用其对传统产业包括传统的高科技产业再装备的重要功能，用一个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全面复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原有的单纯依靠政府政策熨平经济周期的做法，即便是供应学派单纯的减税主张。

　　信息技术产业之所以堪当此任，是其发展与应用引致的技术革命，开辟了不同于传统技术发展的新路径，显著地改变着同技术相关联的某些经济活动及其结构，最典型的是信息技术本身具有较强的竞争性，其技术发展无论从时间单元还是空间单元，都可通约为某一技术层次的半导体集成电路，大大增强了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可竞争性。这一特点既有力促进了信息技术自身的发展，又突出地改变了技术形成和应用中极易出现的垄断现象。因为传统技术的应用与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技术发展往往伴随着技术种类的大规模增加，先进技术在提升技术层次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意味着集成更大的技术群落，从而极易形成技术应用和产业化的垄断。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着相似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效率集中表现在综合要素生产率上有所上升，但同发达工业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有鉴于此，我国的供给侧管理应当更加注重经济增长长期动力机制的重构。当前，我们确实面临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紧迫任务，但是如果我们将供给侧改革归结为若干短期目标而忽视了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再造，向供给侧管理转变的成效就有可能大打折扣。

　　二

　　美国新经济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技术的持续改进和生产率持续上升，再加上不断刺激需求，即便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亦可保持乃至扩大市场份额，而且还显著地影响着产品间贸易条件的变动。那些依靠技术创新可以不断推出新产品的工业化国家获得持续改善贸易条件的契机，以及更多的全球化红利；而那些长期依靠出口技术含量较低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世界贸易条件的变化有重大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我国早已实现工业制成品在出口结构中的优势地位，但我国的贸易条件却迟迟得不到改善，这明显有别于美国等工业国。借鉴美国经验，技术产业的选择应当设定生产率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标准，以降低成本和增加收入，并注重技术选择的先进性和产业带动效应。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一方面，源于劳动、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质量、水平提升缓慢而成本上升较快，最突出地反映在近年来工资和劳工成本的快速上升并未伴随劳动者技能和态度的相应改善；另一方面，生产要素的结合还不十分顺畅，最突出地反映在中小企业和部分产业的融资瓶颈频现，企业转产或改善生产要素遭遇融资瓶颈。这一问题已有广泛的国际经验，即欧美国家的所谓“生产率之谜”。不同于日本长期依靠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直至通过银行资本控股的方式满足产业资本需求，欧洲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相对滞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主要依赖银行融资，而银行资本具有鲜明的“风险厌恶”倾向，其占优势地位的中小企业的企业设备投资和生产要素改善必然面临融资困难。此外，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企业更多的关注企业损益表和现金流，而不愿投资到具有风险的设备，这使得欧洲国家特别是以服务业占优势的英国出现了生产率之谜。

　　根据以上分析和判断，我国偏重供给侧管理的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应当实施系统设计，除了兼顾需求侧管理并确保其同供给侧管理的协调，最为重要的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政策管理实践的基础上，确定我国未来供给侧管理系统的政策设计和突出的核心目标。我国供给侧改革应区分短期措施和长期目标，短期措施主要是存量的结构调整，含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长期目标则是通过结构性改革，侧重技术选择和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以带动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持续提升，而生产率提升又是降低成本的利器。

　　三

　　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原则与权变相统一、坚守基本原则为遵循。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项工作千头万绪，需要系统设计、兼顾存量，但更需突出重点、着眼长远；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重大调整，不可能完全代替需求管理政策组合中某些手段的相机使用，但应避免不合理的路径依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供给侧的方方面面，确实是一项新的系统工程，应设定长期和短期目标，但须突出其长期目标和工作重点。这就要求着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同时聚焦生产率的全面改善，赋予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新含义。具体建议：

　　一是突出强调生产率在改善供给体系质量的评价功能。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的是生产率提升和供给体系质量的改善，改进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功能，如：改变原有的国家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各地和各部门具体的经济建设项目，转而投向可改善生产要素质量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积极性的教育、创业扶持和创新孵化的基础项目。

　　二是科学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的综合功能。需求管理特别是总需求管理可以依托成熟且为我们所熟悉的财政、货币和收入分配政策加以实施，但是供给侧管理需要在技术和产业选择方面，充分发挥产业和技术政策的引导作用和载体功能，确保精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侧管理。

　　三是发挥市场机制在选择技术先进性和产业带动效应中的决定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管理离不开政府指导和规划，特别是这些改革涉及既有生产要素的调整，不少甚至涉及地区间经济利益的调整，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系统实施，但是千万不可忽视市场机制在选择技术和产业中的决定性作用，避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管理走弯路。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显现是一个慢变和长期的过程。同需求侧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决然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生产要素不同程度和范围的重新配置，这同货币政策创造需求、财政政策转移支付、收入分配政策再分配购买力的快速创造需求的效应有着天壤之别，应当长期规划、深入观察和系统设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管理的全过程。

　　五是重视改进生产要素质量和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日趋提高、货币政策受限明显的条件下，注意汲取欧洲资本市场发展的教训，面向创新和中小企业的资本同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的实际需要，结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改进投资杠杆功能，改善我国直接融资市场的结构、运行和监管体制，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六是将开放型经济纳入供给侧管理。过去，我们着眼需求管理重视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全球化历史表明，贸易利得才是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基本贡献。已有研究证实，不仅出口可以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而且进口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拒绝开放型经济。（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