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兵

　　研究“世界在怎样一个大背景中发展”的宏大叙事是历史学家应该担负的责任。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21世纪，历史学者应该培养全球史意识和兴趣。奥布莱恩教授在上海讲学期间，就全球史等话题接受了本报采访。

　　历史研究总是处在一种摆动中：从大处开始，逐渐细分，而后重建。这是经济史教授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 en）所认为的“历史学的历史”。

　　西方历史研究曾在后现代文化历史进程的研究中陷入过于细分而碎片化的处境。在奥布莱恩看来，人们满足于研究历史的细节，却忽略了宏大叙事，但研究“世界在怎样一个大背景中发展”的宏大叙事恰恰是历史学家应该担负的责任。

　　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剧烈的对立和冲突，待硝烟散尽，才开始寻求建立全球性的组织，来增进相互理解和沟通，避免重新陷入对抗。奥布莱恩认为，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深的21世纪，全人类共识有待进一步增进，而当下历史学者也应该在专注于特定方向的历史研究之外，培养全球史意识和兴趣。全球史是任何人、任何事都裹挟其间的普遍叙事，全球史的教育史是培养一种意识——了解自己所处的小天地，也了解除此之外世界的其他部分。

　　奥布莱恩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专注于经济史、全球贸易和全球史领域的研究。奥布莱恩早年的研究集中于英国和欧洲经济史。1970年，他在牛津大学进行欧洲经济史方面的研究。当时英国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比较注重英国以外的世界，比如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和英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由此，我的研究发展成广义的经济史，包括英国，也包括世界上其他地方。我阅读了很多地方的材料，包括在地图上不容易找到的地方，并了解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1990年，奥布莱恩到英国历史研究学院工作，并召集了学院的第一次全球史会议。退休后，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参与全球史学科建设。

　　奥布莱恩认为自己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他十分重视东方国家在全球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建议全球史研究者应该至少学习东西方各一门语言和一种文化。他本人年轻时学习过阿拉伯语和中东的文化，也对翻译成英文的中国历史类著作非常重视。此外，他常告诉中国和印度的同行：“全球史书写缺乏东方视角，是时候由你们来写写对世界的看法了。”

　　奥布莱恩教授去年在复旦大学短期授课，指导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本报邀请复旦大学历史系周兵老师，就全球史研究的意义、全球意识、经济史研究的转向等问题与他进行了交流。

　　应该以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传统

　　文汇报：全球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奥布莱恩：这个问题要放到相关背景中回答。我的儿女们如今几乎分处不同大陆上，但我年轻时却只去过法国。如今在全球旅行的便捷使人们可以看更多的世界，欧洲人也对东方日益感兴趣，不再只关心美国和邻国。因此，历史学者应该重视这种变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西方历史的其中一块内容是研究后现代文化历史进程，因此它是碎片化的，每个人研究一点具体而微的历史话题——食物、咖啡、性别、妇女等的历史。此类泛文化话题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人们满足于这样的历史研究，醉心于细节而忽略大叙事，从而忽略了现实世界。历史成了个体的历史，任何细碎的人事都能被研究。传记作品因此大受欢迎。我那一代学者中，像杰里·本特利（Jerry H.Bentley）等，我们关心文明发展这一类宏大叙事。历史学家应该担负起大叙事的责任，大叙事就是“学术地讲述宏观故事，讲述大历史”。学历史的人应该了解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是关于“世界在怎样一个大背景中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分为不同朝代史，而西方历史大致分为古代、中世纪、前近代、近代和当代历史。而全球史学者不进行这样的划分。你们在学习历史时应该在脑中有一副全景世界，并思考世界是如何发展的。一些学者已经把目光投向人类的开端。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的书《大历史导论》（Maps of Time:An Introduction to Big History），叙述了从大爆炸开始的宏大历史。他从地质史入手的，探讨“世界如何发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由上帝创造的吗”这类问题。全球史正应该是任何人、任何事都裹挟其间的普遍叙事。

　　文汇报：全球史的研究尤其关注国与国关系、国际交往等要素？

　　奥布莱恩：我们当然十分关注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大叙事中的重要部分。西方目前的一些优势行业可能起源于东方，而一个国家内的文化、宗教等也可能是外来的。这反映的就是国家之间的交往。我们要树立这样的意识——人类在过去就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研究中国和英国传统时并不能局限于本土，应该以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待传统。比如，佛教在中国很兴盛，但它起源于印度。所以研究佛教不能只在中国或只在印度范围内研究。

　　我目前正在研究“科学的历史”——科学从哪里来，西方科学如何起源？我们都知道西方目前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但回到15世纪，西方人大概会说，中国的科技真先进啊。而再追溯一下，科学起源于东方的巴比伦。

　　新加坡国立大学学者Arun Bala在他的著作The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Birth of Modern Science中挑战了传统的欧洲中心史观，叙述了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哲学、数学和宇宙理论等如何在促进现代科学起源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世界在过去一直相互关联，而今也依然处于浑然一体的大叙事中。

　　文汇报：与国别史、民族史、区域史等传统的历史叙述相比，全球史的叙述是相对年轻的，它是否会受到来自传统历史叙述的阻力？反过来，当下全球史叙述潮流又是否会影响传统的历史叙述？

　　奥布莱恩：历史学家们相对而言还是一群保守的人，他们习惯于既定的治学路径，其历史研究的核心价值之一是，保证各种史料和史实的正确性。比如，如果我说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技术革命，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去证明它。所以我们花大量时间进行历史事实验证。

　　全球史有所不同。全世界的“事实”不计其数，无法逐个验证，得依赖不同领域中的学者，对学者之间的不同观点也可以分析。但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如何取舍呢？这是常常遇到的问题。另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是，全球史的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

　　全球史的确受到一些发展阻力，大学里历史学教学的调整也并非易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全球史教学就十分保守，学科发展也很缓慢。美国在这方面比较超前，也相对具有优势，美国的历史学者过去研究西方文明，大约三四十年前，又逐渐转向世界文明。这其实与美国在世界上的支配地位有关，美国政府本身鼓励学者了解各种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阿拉伯国家等东方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而在法国、英国、丹麦等深受传统影响的国家，要改变就相对困难了。总体而言，全球史在美国相对较强，英国、荷兰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反而还处在发展阶段。

　　文汇报：西方文明、世界文明等，在西方的历史教学中是主要科目吗？

　　奥布莱恩：到硕士阶段，在教学中也是主要科目。英国的情况是，学生到博士阶段需要掌握历史地理学和方法论的知识，这对研究很有帮助。另外，研究全球史的理想的状况是，至少学一门东方语言和一种东方文化，并了解英语之外的另一门西语和所属的文化。总之进行全球史研究至少需要了解两种文化，且越多元越好。当然，西方学者成为某种东方文化的顶级专家的可能性不大，很多学者是在进行区域研究课题的过程中了解东方的。历史学者可以有叙述世界的大视野。当然，随后又会进行细分，历史学总是喜欢细分。从大处开始，渐渐细分，而后重建，这就是“历史学的历史”——一直处在这种摆动中。

　　世界的概念经过了漫长的发展

　　文汇报：全球史深受美国史学传统的影响，而早期也受到年鉴学派马克·布洛赫的比较史学（comparative history)和整体历史(total history)的影响。您对整体历史有何看法？您认为整体历史与全球史有所相似吗？

　　奥布莱恩：首先我认为整体历史很难，当然有一些伟大学者对此有所建树，比如布洛赫、布罗代尔和韦伯。整体历史主要难在：如果你想进行文化史、宗教史、经济史、政治史等史学的研究，则必须掌握一些必要的社会学理论。我是一位经济史学者，现在为止仍然坚持经济学研究。我关注现在的经济学家在研究什么，有什么新的理论，现在的世界经济如何运行？我也思考过去和现在的世界有哪些不同？经济史学需要了解历史上的金融危机；而文化史学家要关心重要的历史进程，比如18世纪非洲的男女关系、妇女地位以及当时伊斯兰家庭的实际情况等。为此，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文化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