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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系列讲话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融通,而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系列讲话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归根结底是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问题,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
习近平系列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治国理政新实践的鲜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央宣传部新近推出2016年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统观全书,它有三个突出优点:
一是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作了精当、准确的全面概括,指出这些讲话已形成为一个系统科学理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贯通结合,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是深刻阐明了系列讲话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以及各部分内容之间的严密联系和关系,揭示了讲话在新历史条件下凸显的科学性、实践性、针对性和战斗性,从而成为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三是行文通俗流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内容丰满而又要言不烦,头绪纷繁而又脉络清晰,说服力和可读性很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优秀之作,正如列宁所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等于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因此,它可作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的重要辅助材料。
系列讲话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个永恒性的课题,是决定党的事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关键。“结合”是一篇大文章,建党九十五年、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党的一切工作说到底都是在做这篇大文章。民主革命是第一次“结合”,改革开放是第二次“结合”。两次“结合”也就是两次大的历史性飞跃,其理论成果是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在第二次“结合”、第二次历史性大飞跃中,又包含若干次新飞跃:一是邓小平理论,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深刻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首次初步而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二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重点是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是科学发展观,主要是在本世纪头十年,针对国内外关于发展的曲折历程,继续深入回答了这些基本问题,重点是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这三个思想理论分别在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上得到深入阐述和充分展开,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被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指导思想也就是理论基础或行动指南。它们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从大范畴来说,都属于马克思主义总体系。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其外延涉及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国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和领域;尤为突出的是其内涵充满着问题意识、时代声音和人民诉求,提出了许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都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面临种种错综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的情况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可以认为这是第二次“结合”、第二次大飞跃中的又一个新飞跃,在国内处于新的历史机遇期和国际上涌动科技革命新浪潮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地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比如全面深化改革,是更进一步回答了我们现时需要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深化改革的问题;全面依法治国,是更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法治国家、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怎样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是更进一步回答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五大发展理念,是更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新的发展实践、以什么样的新发展理念去引领的问题。对所有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回答,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新形态,是发展了的和正在并还将继续发展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姑且称之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宣部《读本》把它称作“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实质就是说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一样,也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并不是游离于原来党所确认的指导思想之外的一个完全独立的东西,而是与它们一脉相承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脉”的主要表现,一是理论主题一致,都是以解决时代提出的现实课题为主旨和任务;二是思想基础一致,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政治理想一致,都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和最终归宿;四是根本立场一致,都是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五是战略思维一致,都是从全局和长远着眼观察事物和思考问题。这五条决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性质上姓“马”,在大范畴上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系。
另一方面,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并不是对党原来确认的指导思想的简单沿袭或重复,而是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进”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系列的创造性发展。比如:首次把“四个全面”并提,作为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阐明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关系以及“四个全面”相互之间的关系。首次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修改为“决定性”。首次把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定位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出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并把它列为这个总目标的内涵之首。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概念,并对它的实质和要求作出新的诠释;提出把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结合起来,使反腐败和刹“四风”常态化,等等。这些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的思想理论,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总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就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与党原来确立的指导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一脉相承是坚持和继承,这是由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与时俱进是开拓和创新,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必将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发展这一理论品质决定的。在开拓和创新中体现着坚持和继承,在坚持和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着开拓和创新。两者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都是自然必然和逻辑使然的。
系列讲话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思想理论体系
习近平系列讲话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就主要内容而言,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
其一,“一个主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党一直在反思总结“文革”及其以前“左”的沉痛教训,重新探索和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以大无畏的政治胆魄和理论勇气,石破天惊地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上,他进而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从此,我们党坚定地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方向、总目标、总思路,作为新时期必须始终高举的伟大旗帜。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又反复强调道路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他指出:“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还强调:“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无论是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改旗易帜的邪路,都是走不通的绝路、死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是一条人间正道。综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的系列重要讲话,可以看出这一主题居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
其二,“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法,首次见于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是21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战略。报告说: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和2007年的十七大报告,重申“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但在具体提法和表述上略有调整。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正式确立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并把这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十八大后的2012年11月,甫一履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就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在2013年3月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进而系统阐发了中国梦的内涵,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后来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相通。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梦是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形象化表述,成为激励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
其三,“四个全面”——新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是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江苏调研时提出来的。2015年2月,他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依法治国研讨班上,首次把它定位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六大已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十七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十八大则宣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建设”到“建成”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和党的使命的重大变化。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决策,是新时期的最鲜明特点,并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令人惊叹的中国奇迹。但习近平同志指出,迈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在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科学设计了改革的新的总目标和总思路、各方面制度和体制改革的新原则和新要求,合理布局了改革的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详尽绘制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如今各个方面和领域正在按决定精神,既迅速又扎实地把改革往广度和深度推进。
关于全面依法治国。鉴于建国后在法治建设方面的缺失特别是“文革”彻底破坏法治的严重教训,邓小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开启并实现了法治建设的历史转折。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十五大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积极、稳妥、有序地推进,成效显著。但同时仍存在不少短板和问题,与经济方面的改革和发展不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也跟不上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十八届四中全会正是据此作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明确规定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确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至高无上地位,制定全面依法治国的路线图,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出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从民主法制化到建设法治体系,从局部改革到全面推进,使法治建设在历史转折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实现历史性跨越。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是新时期党中央一贯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和方针。从1983年到2009年的26年间,中央专门就此召开了六次全会,作出了六个专题《决定》。但总的来说效果并不理想,党内腐败和“四风”现象日益蔓延,愈演愈烈。主要原因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在观念上未摆脱过去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惯性思维定势的束缚,首先在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估计上不够清醒和准确,因而抓得不严不实不细不力,学习贯彻一阵风,还缺乏各级领导的带头表率作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倾听广大群众的强烈呼声,冲破惯性思维,狠抓全面从严治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之决心和勇气,大张旗鼓地反腐败、纠“四风”,“老虎”“苍蝇”一起打,歪风邪气一起刹,同时依据党章出台一系列党纪党规作为制度保障,终于在短短几年里取得重大成效。如今党的政治生态明显改善,党风政风大为改观,党心民心为之一振。从习近平同志的大量论述看,全面从严治党核心在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重心在“从严”,关键在思想建党同制度治党相结合,落脚点在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使党真正成为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习近平同志指出,“四个全面”中第一个“全面”是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四者相互贯通,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成为党中央在新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它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而提出和形成的。所谓“全局”,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尤其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列宁说过,“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按整体提口号”的范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运用从全局和长远出发思考问题的战略思维对党和国家各项大事的总安排,是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总纲领。
其四,“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的发展实践的科学思维。
习近平同志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十八届五中全会确定“十三五”规划需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经历2008年以来的大危机至今仍然复苏低迷的形势提出的治本之策。
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五大发展理念,说到底都是科学发展的理念。进入新常态后,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在这样的时候,处理发展这个大问题最需要有辩证的思维,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永恒性。发展理念则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关于发展的目标、方向、思路、着力点等战略策略的顶层设计,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际把握和运用,具有特殊性、灵活性和过渡性。科学发展观回答的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作为一个集合体的五大发展理念主要是从“十三五”规划的角度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是在新常态下对科学发展观的展开和深化,不仅坚持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尤为显示了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提升了它的指导作用,把它推进到新的境界。列宁曾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而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和作为它在现实中的集中体现和正确运用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中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当然,在当下五大发展理念主要是就“十三五”规划而提出的,但也许还适用于以后的“十四五”、“十五五”规划的时期。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有一定的普遍性、长期性和永恒性,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这正是它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作用之所在。
以上四个部分,是习近平系列讲话的最重要内容。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融通,而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终落脚点和归宿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归根结底是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最基本问题,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讲了许多新话。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指导治国理政新实践的鲜活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所以不断取得新成就、开创新局面,根本就在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科学指导。用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当前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也是为全党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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