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1979年开始接受联合国的发展援助。40多年来，联合国机构对我国的援助领域广泛，减贫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有些项目持续合作至今。40多年来，我国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教育合作改善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情况；与联合国教育合作取得的经验，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提供了借鉴，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教育脱贫攻坚战，亦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近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满生研究员，作为深入参与我国与联合国机构教育合作项目的专家，接受了中国教育报专访，回顾了多年来中国与联合国的教育合作情况，并分析了各项合作对于全国甚至全球教育发展的意义。

多方合作，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

　　记者：我国从1979年开始接受联合国的发展援助，40多年来，联合国与我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有哪些？

　　周满生：从1982年起，我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展了幼儿园与小学衔接、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学前教育机构一体化教育的教学策略等多个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领域合作项目，为开展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项目奠定了重要基础。1986—1995年，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的支持下，甘肃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一项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在初等教育中提高小学生成就水平的联合革新计划”；2001—2010年，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贫困地区合作开展了“早期儿童养育与发展”项目。2001年，为加速农村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发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爱生学校引入我国，并成为我国教育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2001—2005年和2006—2010年两个合作周期中，以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和提高为目标的基础教育项目的主线及核心内容。

记者：这些项目的开展是建立在我国教育怎样的发展需求之下？

　　周满生：当时，在西部特别是边远、贫困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从供和求两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和差距。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质量低、资源匮乏、观念陈旧、管理模式、对质量的评价模式单一，贫困家庭仍要负担一定的教育费用。农村和贫困家庭的儿童，在享有最基本的教育方面还面临障碍。西部地区小学及初中学龄儿童的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平等入学方面，女童处于弱势，在最贫困和边远地区，女童的辍学率高于男童，女童完成小学六年初等教育的比例也低于男童。

　　在学前教育方面，随着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但在2000年，全国仍有60%的3—6岁幼儿没有接受过幼儿园（班）教育，农村学前三年毛入园率仅为35%，且城乡差距大，贫困地区的农村幼儿园规模和质量远不能满足需求。越来越多进入城镇的流动儿童、远离父母的农村留守儿童和残疾儿童迫切需要接受早期教育。

　　针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在不同时期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教育部与联合国相关机构进行合作，有针对性地在贫困地区进行试点，寻求解决方法，并希望形成提升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经验，在我国其他地区甚至其他国家进行推广。

总结经验，科学有效推动教育发展

　　记者：在这些项目中，“革新计划”开展的时间最早。请您简要回顾一下这个项目的开展经过和取得的成效。

　　周满生：“革新计划”从1986年9月开始实施，甘肃围绕计划六因素中的前四个因素，即关注学前教育、教材教法研究，重视教师培训、家长社会参与。1989年，项目扩散到全省14个地市的500多所小学，覆盖学生6万多人。1993年，项目扩散到全省各地的1000多所学校。参与这项综合实验的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实验学校的校长、教师万余人，进入实验的学生有十多万人。

　　在实施重点和方法上，“革新计划”实验从分析边远、落后和不发达地区小学教育质量低下的现象入手，进行追因研究；把影响教育质量的四个关键因素（学前准备、师资培训、教材教法改进、社区支持）作为实验因子和革新活动的重点活动领域；以革新教育思想为指导，以人员培训为基本手段，以“双向参与”为特征，着重传播新的教育思想，激发全体教师进行教育革新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研究为机制，结合革新实验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研究专题，举办和组织校际、县际、省际和国际交流研讨和合作研究；等等。

　　这项实验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育效益。提高入学率和学前教育率，降低留级率、辍学率，追求按时学完率是反映“革新计划”实验结果的重要内容。实验建立和应用了多种评价方式，促进了儿童入学前的有效准备。实验促进了幼小衔接，密切了学校与家庭的联系，缩小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差距，在思想观念上也是个革新和进步；形成了一支庞大的教育革新队伍，培养了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改革的骨干力量，为顺利实施实验的各项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改进了教学方法；形成了农村社区与小学教育双向参与的新局面。

记者：请您再简要回顾一下“早期儿童养育与发展”项目的开展过程，以及该项目取得的经验。

　　周满生：这个项目的预期目标是，探索农村以社区为基础的学前教育发展机制和路径，建立适宜农村的灵活多样的学前教育服务形式，为保障适龄幼儿接受公平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先期摸索经验，提供示范引领。

　　在国家政策方面，加强对幼教事业发展问题的调查研究,依托研究单位对幼儿教育政策进行回顾研究、支持学前教育立法调研等工作；定期举行地方试点策略研讨和经验交流，资助试点地区自主设计，开展因地制宜的项目活动；在中西部开展爱生幼儿园项目，建立农村低成本、多样化的早期教育机构模式，为特殊幼儿提供随班就读的机会等；在更加偏远、没有幼儿园的地方试行“父母支持儿童入学准备”实验项目及多种形式的走教、非正规教育项目等；充分运用国际资源，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合作，为项目提供技术保证。如在指南研发过程中，教育部召集了中方21位儿童发展和学前教育领域的学者多次参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的全球性和亚太地区的培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总部聘请专家来中国进行了两次培训。专家多方位指导使项目执行和评估能力显著提高。

记者：“爱生学校”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倡导的减贫项目，因此需要在不同国家因地制宜地开展。那么，这个项目在我国是如何开始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周满生：的确，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在探索多样化的爱生学校中国模式，为农村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学校的改进、为每一个农村学龄儿童包括女童的平等入学和有效学习提供可资借鉴的模式和样板；结合国家政策和国际理念，制定和实施《中国爱生学校标准》，使之成为学校有效改进的指南，促进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提高。在2001—2005年周期内，“爱生学校”项目以试点为主，通过教师培训改变师生关系、营造互动式的教学氛围；通过校长培训，创新学校的管理方式，为在更大范围内的项目实施奠定基础。在2006—2010年周期，项目兼顾深化试点和标准制定，扩大了试点地区和试点内容，强调全方位改善学校氛围与环境，保障儿童在入学、学习过程、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和学校生活中的平等、全纳、积极参与和有效学习；把“爱生学校”理念扩大到“爱生”与“爱师”并重，凸显教师在建设爱生学校中的重要作用；把标准的制定纳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教育部的合作计划，多渠道扩大爱生学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