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是否意味着不用讲“三驾马车”了？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注意哪些问题？在对话中，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关精神进行了全面阐释与解读。

　　最近一段时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备受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了重点部署，将其表述为“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前不久审议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大理念和若干重要规划建议，本质上体现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结构性改革思想。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此重要？是否意味着不用讲“三驾马车”了？推进供给侧改革要注意哪些问题？就此，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

　　记者：这些年各方面对需求侧关注得多一些。此次中央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出于什么现实考量？需求侧改革的边际效益、扩大内需的实际效果在递减？

　　张卓元：中央此次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步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的对症“药方”，具有开创性意义。以前我们曾为解决产能过剩等供给方面的问题，提出过一些方案，但真正上升到供给侧改革层面，并下狠心解决供给侧问题，还是头一次。

　　供给侧改革是适应新形势的主动选择。对我国来说，新的形势是什么？从国内来说，首先一条应该就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靠增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走到尽头了。现在一些城市的雾霾很严重，把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搞苦了。罪魁祸首是谁呢？说到底还是粗放式发展方式造成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对传统思维“说不”，为创新体制“叫好”，下决心推进结构性改革，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上来，向高端制造业进军，发展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向绿色要生产力。从国际优势比较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减弱，是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德国等都在布局高端制造业，抢占科技制高点。我们要占据主动也要把劲儿用在这些方面。从世界趋势看，国际金融危机后综合国力竞争也愈发体现在知识、创新的竞争上。知识、创新主要是针对供给侧的。对企业来说，只有产品质量过硬、效率提高，才能在未来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

　　供给侧改革还是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诸多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这些年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但并不是说所有产能都过剩，一些高端产能，比如集成电路、发动机等，我们短缺得很，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叶轮等零部件我们还需要进口。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是同时并存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在供给侧想办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国供给体系未能适应需求的重大变化而作出及时调整，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不协调，已经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拦路虎”。过去的供给体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现在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了，但供给没有跟上变化，产品的品质、品种、规格、安全性等远远满足不了变化了的消费需求。这也是近些年“海淘热”涌现的深层原因。这是消费方面的。再看投资，有些产业的投资已经达到饱和峰值，像以往那样继续投会给经济造成很多问题。就出口而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部需求明显减少，迫切需要供给体系作出改变。现在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与其说是周期性原因，不如说主要是结构性原因，即结构性失衡尤其是供给侧结构失衡造成的。

　　从现实政策选择来说，供给侧改革也是我们的必然选择。正如你所说，过去我们对需求侧关注得多一些。但现在的问题是，需求侧改革的边际效益在递减。以往我们也曾遇到过经济下行，多增加点投资，问题就解决了。如今情况却更复杂了，一大笔钱投下去，促进经济增长的动静不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显然不行了。把改革的主攻点放到供给侧上，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必能更好地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当然，讲供给侧不是说不重视需求侧了，供给与需求两手都得抓。

　　记者：我国供给体制主要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如何改？

　　张卓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这五大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我国供给体制和结构存在的突出问题。

　　产能过剩是当前供给侧的最大“痼疾”。传统产业和部分新兴产业都存在着产能过剩。传统产业中钢铁、水泥、电解铝、家电等的过剩尤为严重。产能过剩不可小觑，“吨钢利润不如一斤猪肉”就是对这种过剩后果的一种描述。一些人担心，这种情况如果任其发展，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将中国带入“铁锈时代”。“铁锈时代”是对部分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产能过剩导致厂房闲置、设备锈迹斑斑的一种形象说法。

　　房地产高库存是供给侧另一个大“痛点”。据有关方面调研，我国人均住房消费水平已超中等收入国家，不少二、三线城市商品房出现比较严重的过剩，有的楼盘已经积压二三年卖不掉。随着各地楼市周期性调整，库存压力还有加大的迹象。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近7亿平方米，而上年同期不足6亿平方米，一年陡增过亿平方米。房地产是关联性巨大的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房地产库存长期高企，不仅会伤及整个市场，还会直接影响钢铁、水泥、装潢等众多相关行业发展。如果处置不当，更会为金融风险埋下“种子”。

　　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去库存，光靠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是不够的，还要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供给一侧发力，使农民工和有改善需求的城乡居民形成在城镇买房和长期租房的预期。

　　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也好，去库存也罢，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当期的经济增长，更主要的是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的改革措施。

　　记者：高成本是供给侧的致命伤。如何看待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问题？如何通过改革来解决？

　　张卓元：企业成本高是个大问题。这些年来，我们在降低企业成本上下了很大功夫，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企的问题仍十分突出。这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水等成本呈现趋势性上升上，而且表现在融资、流通等成本长期居高不下上，还表现在一些隐性收费项目屡禁不止上。前不久，一个朋友家的孩子谈办企业感受，总体上还是认为现在企业负担有些重，一些窗口部门办事人员甚至故意难为企业，给企业增加了负担。在经济上行周期、市场环境好，成本高一点低一点，企业还可以忍受。但现在国外市场需求疲软、国内经济又面临“三期叠加”的压力，过高的成本会给企业带来巨大负担。“拉弗曲线”有一个转折点，在此点之下，即在一定的税率之下，政府的税收随税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税率的增加越过了这一转折点，政府税收将随税率的进一步提高而减少，我们一定要认识并不是税率高税收就一定多这个道理。

　　降低企业成本，要多管齐下。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记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哪些原则？注意些什么？

　　张卓元：除了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等大的原则外，起码还要注意两点：

　　一是难度很大。目前供给侧存在的问题，都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就业等事关国计民生的事息息相关。比如去产能，势必涉及企业的重组甚至破产，会直接影响到一些人的吃饭问题。因此，一下子步子迈得过大，某些方面可能承受不了，要妥善处理社会稳定和推进改革的关系，处理好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二是尽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可以加快一些，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大。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垄断行业改革，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一些自然垄断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也表明，完善公有制经济，允许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在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三十多年平均达到近两位数，在此基础上，不仅国有资本成倍大幅度增长，各种民间资本和居民储蓄存款也大量增加。新增长点多了，就可以对冲一下主动改革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

　　记者：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看，有哪些相关改革经验教训可以汲取？

　　张卓元：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经历了一轮时间较长的繁荣，创造了低通货膨胀率、低赤字、低失业率的“三低”奇迹，并最终出现了财政预算盈余。不少理论分析都认为，为美国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前总统里根。里根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减税和加速企业折旧，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为企业经营者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政策空间，调动企业经营者和投资者各方面的积极性。这对我国的启示就是，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高度重视企业减负工作，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让企业轻装上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