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嘉宾：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王在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副院长）

　　为何要强调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的变化

　　理论周刊：“十三五”规划建议认为，虽然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那么什么是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王在邦：理解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有三个维度。时间维度上，战略机遇期是个相对较长的时间跨度。空间维度上，战略机遇期涉全局性或整体性。价值维度上，对特定主体具有重大利好。概括起来，不妨把战略机遇期定义为“对特定主体具有全局性重大利好的阶段性趋势”。

　　作为阶段性重大利好趋势，它有四大特点。一是客观性，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二是普惠性，一经形成，就不完全排他或只惠及个别国家。三是相对性，不仅战略机遇期时间跨度有限，而且利好因素与负面因素并存，机遇稍纵即逝，错失机遇可能招致风险。四是选择性或主体指向性，各国基础条件和战略自觉程度不同，机遇总是青睐眷顾有准备者。

　　我党最初提出战略机遇期概念，特指“9·11”事件美倾力反恐，我战略回旋空间扩大。外部重大利好构成战略机遇期的主要成因。十八大肯定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要把握内涵与条件的变化，有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融危机后中国综合国力逆势强劲增长。

　　“十三五”时期中国发展的大环境

　　理论周刊：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发展的“大环境”，能否具体阐释一下，未来中国发展的“大环境”究竟是什么？

　　胡鞍钢：如何认识未来中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呢？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关键词：一是“四个全面”；二是“三大规律”、“三大发展”；三是“新常态”。

　　首先是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体框架。其次是党中央提出的“三大规律”。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巨国规模社会实践。再有，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判断、大逻辑。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总体基本方向没有变，既有时（仍处于战略机遇期），又有势（处在全球上升通道上）；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条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但是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机遇大于挑战，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

　　未来构成战略机遇期的哪些基本趋势不会变

　　理论周刊：我们一再重申中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强调要准确判断战略机遇期内涵与条件。从“不变”方面看，未来构成战略机遇期的哪些基本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王在邦：第一，和平、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尽管也有人（包括个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目睹眼下某些国家间矛盾摩擦相对紧张的状况，公开担忧世界会否重演20世纪30年代那幕危机引发大战的悲剧，但在世界相互依存日益深化、社会信息化程度日益提高的背景下，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谋求发展经济改善民众生活作为第一要务，推进合作共赢仍是其最重要的政策选项。

　　第二，市场经济全球化在继续调整中深化。即使是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多边合作进程放缓，双边和次区域自贸协定却如雨后春笋，全球化进程并未停滞、更没有倒退，全球产业转移仍在进行，中国仍处在全球产业链条的中段，处于承上启下的相对有利地位。

　　第三，世界格局多极化继续发展。美欧日遭遇金融经济危机重创，不同程度地深陷债务泥潭，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下降，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基础与气势弱化。同时，新兴大国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逆势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欲和影响力大幅上升，群体崛起的态势更加明朗。这种情况有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加快发展。

　　第四，国际体系调整改革需求更加紧迫。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相对实力地位下降，新兴大国群体力量上升，使国际战略力量分布与国际制度权力分布之间不匹配不协调的情况愈发突出，增加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所有这些都是战略机遇期的构成要素，也是中国保持战略自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未来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有哪些新变化

　　理论周刊：从“变”的方面来说，未来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又有哪些新变化？

　　王在邦：首先，中国从世界经济的依赖者为主转变为贡献者。随着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致力扩内需强民生，中国经济从出口依赖型转变为内需拉动型，中国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下降。在内需拉动增长模式下，中国外贸格局将逐步从出超转变为进出口大致平衡，中国将成为全球外贸第一大国和第一进口大国，成为驱动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外经济关系模式将从中国受惠于世界经济增长转变为中国驱动世界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从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弱势者逐步转变为强势者。过去30年，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期待世界格局多极化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改善自身战略处境。随着美国等西方大国实力地位相对衰落，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速，中国不仅经济实力而且综合实力地位也将坐二攀一，从而逐步摆脱过去10年、20年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相对弱势地位。

　　再次，中国从国际体系的被动适应者转变为国际体系改革的推动者。过去，受制于自身实力地位与国际影响力相对有限，中国在过去很长时期内不得不面对既存国际体系框架，有关推进国际体系改革的主张更像是某种保留意见。随着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整体实力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大国群体崛起态势强劲，国际实力与权力分布结构不相适应的局面更加突出，中国联合其他新兴大国推动国际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理论周刊：未来几年，中国在发展阶段上将有什么变化？

　　胡鞍钢：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正在从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已经从中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小于0.700）向高人类发展水平（HDI大于0.700）迈进，从富裕型消费结构（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向更富裕型（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迈进。

　　从经济发展速度看，中国仍处在经济起飞过程，如果从1978年算起，这一起飞过程持续了30多年的时间，并将持续到2030年或更长的时间。从人口结构来看，人口红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从增长动力来看，仍然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从增长需求来看，消费需求将大于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又更多体现了有效投资和长期投资的需求。从增长来源看，要素投入特别是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无论是技术创新、供给创新、市场创新，还是劳动力和人才培养竞争转移流动，都会使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高。

　　从经济结构变迁看，发生质的变化。首先，从生产结构看，从工业主导的产业体系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其次，从需求结构看，从投资为主、消费为辅转向消费为主、投资为辅。再有，从就业结构看，从农村劳动力为主转向城镇劳动力为主。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加速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加速高新技术和新兴战略型产业转变，大力发展智能制造、机器人制造、绿色制造、3D制造、数字化制造等。

　　从城镇化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从土地城镇化向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转变，从“一市两制”向“一市一制”转变。

　　从人与自然关系看，“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效益将逐步显现，主要资源环境指标变化明显向好，人居环境质量普遍提升，生态盈余存量增加显著，但总体上仍处于环境破坏与保护、污染与治理相持时期。

　　抓住并充分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理论周刊：有人说，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战略风险期，如何看待这种认识？

　　王在邦：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有诸多变化，其核心还是中国的变化。不少新机遇和新挑战都源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完善、实力地位的变化及由此引起的内外深度复杂互动。处理得好，我们不仅能够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还能通过放大和创造机遇以延长战略机遇期，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稳步迈进；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错失机遇、放大挑战、引发战略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机遇期也可能是战略风险期。

　　胡鞍钢：在充分肯定我们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十三五”时期仍是我国各类矛盾的凸显期。到2020年使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发展机遇、发展奇迹，也是巨大的发展压力、发展挑战。我们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牢牢抓住并充分用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