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7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叛变，出卖了南委领导下的广西省工委，殃及整个广西省党组织的“七九事件”爆发。国民党广西当局于9日开始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机关，至9月1日，已有34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群众在桂林、灵川、临桂等地被捕。

　　大破坏中，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是当局抓捕的重中之重。

　　钱兴高度近视，右手断掉四个指头，身体特征明显。但他不顾自己安危，坐镇桂林指挥转移，要求桂林市所有与被捕人员有关系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一律撤退。直至“七九事件”后的第三天晚上，钱兴才决定转移，而此时，特务们已追踪到了他的住所。幸有房东相助，他与妻子、孩子才侥幸脱险，坐上次日凌晨第一列赴灵川的火车。

　　此后，钱兴仍冒着国民党悬赏缉拿的极大风险四处奔走，先后到桂林、平乐、钟山、梧州、桂平、贵县、玉林、宾阳、南宁、武鸣等地，继续布置全省党员撤退，并着手重建新的交通联络系统，指定黄彰为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

　　桂西南特委书记彭维之在七九事件后被捕。起初，他所领导和了解的组织未见破坏。钱兴认为他是1936年入党的党员，有斗争历史与经验，因此，只在玉林和南宁地区撤退了一些比较暴露的干部，未安排其余党员撤离。但最终，彭维之于1943年1月上旬叛变，供出了其所知的桂东南和桂西南党员近百人。特务据此在玉林、南宁等地进行了大逮捕。被捕的中共党员共110多人、进步分子40多人。

　　广西党组织受到的灭顶之灾，使脱险后的钱兴背负着沉重的自责压力。钱兴1940年冬受南委派遣到广西筹建广西省工委，并担任省工委书记。1941年新年前夕，他与妻子来到桂林，一步一步把桂林、南宁等地的党组织恢复、健全起来。可以说，每一个被捕党员、进步群众都像是他最亲的家人。钱兴不是没有做过准备，“皖南事变”以来，他亲自起草文件，要求广西党组织准备好地方性的突发事变，在大后方的政治斗争中充分注意隐蔽力量。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七九事件”来得这么突然，而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又这样沉痛。

　　二

　　挫折已是过去，奋斗才有未来。钱兴鼓舞同志们说：“革命形势是好的，党的力量暂时掩蔽起来，国民党的嚣张气焰是不会长久的，叛徒是会受到惩罚的！”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教育和鼓舞同志，他先后指示党员秘密刻印《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广西当局暨各界父老书》、《为反对顽固反共分子继续摧残告全体同志书》，以“中共桂委”的名义散发到全省各地。

　　同时，为应对广西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形势，钱兴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并将省工委机关转移到当局统治较薄弱的桂东山区。

　　1942年9月，钱兴化名蔡亚禄，化装成广东难民，同妻子邹冰（省工委秘书）和不满周岁的孩子，以及部分省工委干部，辗转来到钟山县英家乡白沙井村，中共英家特支副书记张赞周将他们暂时安顿于其屋后桐树林的茅棚里。10月，经短暂的组织调整，钱兴等人在白沙井村组建了广西省工委临时机关。

　　此时，钱兴他们不仅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断绝了经济来源，工作和生活都陷入了困境之中。为解决生存问题，钱兴带领妻子开荒种地，养鸡喂鸭，帮人缝洗衣服，积极生产自救，省工委干部吴赞之化名蔡严祥，与钱兴共同生活，以叔侄相称。

　　1943年9月，钱兴夫妻及吴赞之又转移到离白沙井村几华里的一个叫牛垌的峒场，与逃难于此的几个单身农民一起开荒种地、割草、打石、烧石灰。半年后，因国民党平乐区专署要在牛垌办农场，广西省工委机关又迁回白沙井村，直到1945年8月，才迁到条件稍好的昭平县黄姚镇黄姚中学，继续坚持革命斗争。

　　为了隐匿身份，钱兴眼睛深度近视而不能戴眼镜，加之右手残缺，这样艰辛的劳作对他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着在农村扎下根来。

　　在他的带动下，省工委的干部和各地党员都以顽强的意志克服着生活上的严重困难。有的做挑夫、打短工；有的靠开荒种地维持生计，遇到干旱或度夏荒时，跟当地农民一样以南瓜叶、芭蕉根为食，甚至吃树皮和桄榔粉充饥；有的夏天住山洞、茅棚，冬天没有棉被，就在瑶族群众家围着火塘烤火过夜。平时生了病，买不起药，只能吃几瓣大蒜，喝一碗姜汤，晒一晒太阳，硬熬过去。

　　三

　　像钱兴这样的共产党人，并非是毫无出路被迫受苦受穷。他们中很多人都有优越的家庭条件、稳定的职业。钱兴出生于广东富裕之家，毕业于中山大学；省工委代理副书记黄彰，变卖了私田，自办瓦窑支持革命；省工委交通员庄炎林，更是出生于香港豪门，曾两次冒险潜回香港变卖家产；省工委党组成员甘化民以做生意为掩护，将赚的钱全部交给党组织，自己却生活窘迫；张赞周尽管不富裕，却设法从家里拿出钱、米来接济同志，支持革命。

　　钱兴领导着省工委的干部们，在隐蔽中积极稳妥地开展党的活动。他们或是扮作挑夫来到车站码头，了解各种情况，指导各地党组织工作；或是肩挑货郎担，走村串户，传达省工委指示；或是把刻印工具藏到庙里菩萨肚子里，继续秘密印发宣传材料。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们积极寻找断绝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组织秘密农会发动群众。历经两年埋头苦干，到1944年底，省工委领导的党员人数已由上年的500多人恢复到“七九事件”前的900多人，除恢复原有组织外，还新建了一些组织。

　　1944年春，钱兴通过关系得到延安整风的部分学习文件，立即组织省工委机关和附近党员学习。一次钱兴在岩洞里组织一批干部进行整风学习时，望着眼前这些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亲密战友，心潮起伏、无限感慨地说道：“毛主席在延安住窑洞，心怀天下。今天我们蹲岩洞，是为着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我们也应该像毛主席那样，看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不能只看到洞前的那几棵树！只要心中有这个大目标，我们当下受再多的苦都是值得的！”

　　这，就是失去上级联系、缺乏经济来源、遭受特务追捕的钱兴和广西党组织。当横逆当道，灾难降临，他不是颓废抱怨，一事无成，更不是撂下担子，远走异乡，而是坚守着党赋予的领导广西革命的重任，甘愿隐蔽山野，甘愿忍饥挨饿，仍然要苦熬苦干地为党工作。钱兴及其战友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克服困难，以灵活巧妙的方式开展工作，与广大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终于使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为革命高潮到来后党组织能登高振臂、一呼百应奠定坚实基础。

　　钱兴的坚守，不禁让人想起“皖南事变”后坚守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被捕、坐牢、杀头的最坏可能，周恩来断然决定坚持至最后，努力维系团结抗战局面，争取时局好转。他们从重庆致电中央：“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坚守自己的位置，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钱兴领导下的广西党组织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