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袁南生在其《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一文中分析了自宋以来的“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不绝原因，他归纳了五点：一是对宋朝重文轻武、主和厌战政策反思和反弹的结果；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兴盛到衰落的历史趋势的产物；三是夷夏之“防”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五是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袁是外交行家，这五点归纳有一定代表性，这里主要是借他对外交“愤青”现象的研究来谈谈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问题。

　　按照袁南生对“愤青”的解释，“愤青”主要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沙文主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青年，认为“愤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化、简单化；标榜爱国，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亡我中华之心不死；轻言战争，主张采取极端措施，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拒绝妥协，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在袁看来，中国当代社会“愤青”现象的产生除历史因素外，还同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百年来在中国不容小觑，而就全球来看，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并未终结，民族主义业已取而代之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都是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带有绝对的不可置疑性。他们骨子里认为本民族利益天然高于一切，从而使“爱国主义”在一些时候、一些地方变成盲目的、狂热的情感，有时甚至演变成了“害国主义”闹剧、悲剧。

　　袁对“愤青”特征及狭隘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分析很有道理，不过他的看法还是偏向外交方面，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补充拓展思考。

　　自有民族和国家以来，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爱，是生活在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不言而喻的情感，无须任何理由，我们批判和否定狭隘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但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则不能简单地把它们也一否了之。

　　一般来说，将一种朴素的民族感情变成可资利用的资源，从政治上维护国家的利益或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所需要做的工作，可称之为民族主义。

　　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和西方碰撞中产生的，伴随着落后就要挨打的屈辱记忆，除此之外，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国家实力的膨胀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高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来源。民族主义成为今日中国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

　　任何民族主义最后都要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及尊严。对中国来说，民族主义的基本功能在于强化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并进而促进、提高大众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和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同时也增强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此外，在现实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民族主义能够帮助大众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不受外来的压迫和侵犯。这些都是民族主义的正面价值。

　　但民族主义也有另一面，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正如学者陈来所说，就动员能力而言，民族主义的长处是有很强的感性号召力，因此，当民族主义被某种过于功利的政治势力所运用和支配时，这种感召力就有可能变为一个没有制导的导弹，特别是在某种具体的、极端的情况下，变成一种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这是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另外，过度强调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缺乏对个人权利的关注、尊重和激励，也是它的一个缺陷。因此，我们需要认识狭隘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舞剑的人不懂剑的秉性，没有很好地把握它，剑也是会伤己的。

　　与民族主义有关，当民粹主义打着民族利益的旗号时，它就变成了民族主义。但民粹主义也有自己的特点和表现形式，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思潮。简单地说，民粹主义是一种倡导人民或者平民优先的主张。

　　中国自古就有深厚的民粹传统，即“均贫富”，从价值理念来说，“均贫富”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价值，因此它在特定时期或阶段，对社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均贫富”也往往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

　　近年来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日趋严峻的贫富分化及民意政治的出现有很大关系。用学者俞可平的话说，民意政治的兴起，是近年中国政治一个明显的特征。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民意”正在深刻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中国政治的进程，并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在这一过程中，也部分催生了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往往发生在一个社会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它认为这个社会转型中，大部分民众承担转型和改革的代价，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的最终来源，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故民粹主义崇尚直接民主，要求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过程，要求道德至上，并认为道德只存在于底层大众之中，崇拜魅力型的卡里斯马式领袖。在民粹主义盛行的国家，极端的平民化成为民意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要将民粹主义的危害减到最低，需要完善民意表达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均衡的利益表达和处理机制，扩大和增加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让公民通过合法的渠道表达其诉求，从而防止和克服民意政治畸变为民粹主义、网络暴力和暴民政治。（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