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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式红包
胡进升
//m.auribault.com 2016-01-28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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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时,我家亲戚不多,人也穷,收到的红包像受潮的鞭炮,始终无法在幼小的心灵密集而高调地炸响。好在父母没有接管红包的意思,我一不留神挤进了当年朋友圈的富豪榜。

  据母亲讲,我一岁时去拜年,被父亲按在稻草编成的拜席上,给外公磕了三个响头,得到人生的第一个红包:一枚顺治年间的铜板。奶奶说此币非同寻常,可避祸驱邪,便用红绳系着,挂在我的脖子上,一挂十来年。后来得知,“顺治通宝”是外公从他结婚的老柜子上拆下的。它不是真正意义的红包,更像来自时光的馈赠和祝福。

  旧时的春节,要么下雪要么上冻。给爷爷拜年时,最近的亲戚一般最后来,距离最远的邱叔叔,反倒总是第一个叩响新年的大门。邱叔叔住着土砖房,有四个孩子,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我刚上学,不懂世事,只懂红包。我在邱叔叔附近勤快地转悠,直到他边掏口袋边说,“拿去买个本子”“给你买只笔”,才心满意足地接过红包,转身跑开。他的红包像卡片一样薄,打开有些褪色的红纸,里面是一张陈旧的两元纸币,我好奇地想:他的红包丝毫不起眼,为什么还要叠得整整齐齐?

  相比之下,小贩六伯的压岁钱花样百出:有时是两毛的,有时是一块的,有时是厚厚一沓一分纸币,无一例外,它们都是新钱。那些连号钞票像月亮赐给我的弯刀,锋利得能割耳朵。我小心地把它们夹在字典里,待年过月尽嘴馋时,再翻出几张,去买一块橡皮或者一捧瓜子。收红包的喜悦,在厚厚的新华字典里,不停地翻页向前,直逼再次的新年盛宴。

  二十岁时,我在珠海过年。南方人管红包不叫“压岁钱”或“压惊钱”,叫利是。用的是机器印刷的利是封,里面的金额也水涨船高,变成五元、十元,格调顿时提升不少。白天,我逢人喊“哥哥姐姐新年好”时,对方立马会喜气洋洋地摸出红包。

  今天,在微信群里发过多少次红包,收过哪些人的红包,我完全不记得。触手可及的虚拟红包,仿佛星光般遥远;那些带着体温的老式红包,像身旁越烧越旺的篝火,烤暖了许多寒风吹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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