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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不唯书的书生,走了
//m.auribault.com 2016-01-12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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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批评的禁区

  报纸是商品还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这个问题在甘惜分与另一名学者中“纠缠”了多年。

  那时,南方一名学者主张“报纸是商品”,甘惜分撰文批评他,认为“党报怎么可能是商品”,“他说报纸是商品经济的产物,甘老师说报纸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两人的观点是相对的。”郑保卫认为,前一个观点是探讨近代报刊最早发生、产生的原因,甘惜分讲的更多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考虑问题。

  “他们说得都对,但是限制词不一样,两个人就有很多这样的争论。”郑保卫说。

  喻国明告诉记者,并不是说甘惜分有意附和什么观点,而是他从自己的经验真诚地认为这样是对的、是对党和国家负责任的,对人民群众是负责任的。

  研究视角变化在1979年已有显现。童兵回忆,1979年10月,甘惜分在建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组会议上发言说:“报纸是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人民的声音,应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

  此前的一个月,甘惜分还在学术发言里提出要打破批评的禁区,“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我们对干部开展无私的批评也将使那些违法乱纪者、玩弄特权者、官僚主义者知所畏惧。”

  这些今天都是常识的观点,在多名学者看来,那时候说这些话却要承受压力,需要勇气。

  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报纸上能不能有监督性、批评性的一些表达,“这在当时的媒介功能中几乎是没有的,这是创新性的一种举动”。

  他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北京火车站有一个人引爆了自制的炸药包,没人受伤,新华社发了一篇简讯,不到100字,却成为新现象,成为改革标志性的信号。

  甘惜分发现,如果不利的事情不报,对争取主动地位其实是不利的,“即使不报,各种事情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我们确定的原则就是对于不利的事情,报比不报、早报比晚报对于政府获得主动权、舆论引导权更有利”。

  “凡是影响重大的、凡是与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哪怕是不利的事情,也应该及时地报道。”他向中央领导写信,有前因后果、有定量分析,倡导打破这个禁区。

  喻国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甘惜分不断在会议、文章中倡导,这个原则被官方逐渐接受,开始逐渐有控制地报道一些突发性事件,“从这一点来说,甘老师真是执着地提出问题”。

  郑保卫说,文化大革命之前,权力得不到制约,公民监督政府和官员没有正常渠道。甘惜分提出“一个方向,多种声音”,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有多种声音表达,“非常强调利用批评和监督的手段,让老百姓来说话”。

  这些观点逐渐进入了官方话语体系。近年来,越来越多高级干部表态,“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同样是正能量”,四川省纪委书记甚至公开“抱怨”称“批评报道一篇也没见到”“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

  郑保卫回忆,后来,甘惜分看到并肯定了这些进步,但总觉得做得还不够,并且在研究怎么来作好批评监督。

  在一次会议上,甘惜分再次强调“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语气坚决,神态激愤,“当时让与会的人都觉得有一点点紧张”。喻国明回忆。

  “甘老师其实很执着,但他并不是固执,比较从善如流,而且坚持寻找真理,不断求索。”与他的很多学生一样,刘燕南也见证着观点的转变,“他会对早年的研究作出反思,不怕对自己的一些东西进行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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