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至今，邵燕祥已经历了整整70年创作旅程。1984年，在去呼玛途中的大兴安岭十八站时，他以《开花》表达自己“拼一生的情思/开放这一次”的激情，写下“即使只开放一次/即使只开放一天/能够开花/也是幸福的/因为/是在这可爱的大地上/开花啊！”

　　步入老境，邵燕祥依然愿意以“花期”来回顾和总结自己的创作节点。“80多岁的老人，把写作比作‘花期’，好像不着调，”他温和而自嘲地进一步解释，“我说诗是‘花’。百花齐放是好的，文学作为‘花’也是好的。我更进一步认为，诗是诗人的生命之花，是用自己的心血、用精神、用生命浇灌的。”

一

　　1949年至1957年，是邵燕祥几乎专意写诗的第一个“花期”。先以歌颂革命战争胜利的《歌唱北京城》（1951年华东人民版）开局，后又写出了《到远方去》《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等一首首新时代的咏叹调。

　　周定一1947年至1948年在《平明日报》协助沈从文编《星期艺文》，他回忆：“投寄诗作最多的是邵燕祥，而且每每是长诗，感情充沛，才华横溢，并处处见到现实批评精神和明朗的进步立场。我想，有必要去拜访一下这位热心的作者了，于是按来稿地址找到东单附近的一条胡同。见面之下，我深为惊异，原来他那时还是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沈从文先生琐记》）

　　邵燕祥的童年是寂寞而压抑的——

　　“1939年上小学的时候，我居住的古城北平已经成了日本人信马由缰的世界。属于我的世界只是学校的教室和自家的院落……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存环境，就是外战和内战。我家虽勉可温饱，但精神的忧患压得一个孩子早熟了。这样的国土上，不应有梦。然而我偏要做梦，并学着说梦。这些诗，记下了好梦，也记下了噩梦；记下了好梦的破灭，也记下了噩梦人惊醒。”

　　在《邵燕祥诗选序》，似乎可找到他早期的诗歌气质形成的因由。他从1947年开始发表诗作，那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邵燕祥的诗歌基调是悲凉的、控诉的。他用悲凉和控诉鼓舞斗志。

　　邵燕祥初一的国文老师叫仇焕香，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第一次看到邵燕祥的作文，赞赏之余批注：“文笔老练，非率尔操觚可比。是从何处抄来？”

　　下课后，邵燕祥找到仇焕香说：“仇先生我不是抄来的，是我自己写的。”仇焕香说：“好吧！”第二次作文课，仇焕香就留神了，他在堂上监考，发现邵燕祥的作文果然不是抄的，从此对邵燕祥另眼相看。

　　正是在仇先生这里，邵燕祥看到了油印本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他为书中提到的建立一个和平、统一、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所吸引；也正是仇先生，将手头所有的鲁迅杂文单行本全部借给了邵燕祥，使他明确了为人、为文的方向，并从此打下杂文写作的底子。

　　1947年，邵燕祥参加了“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于10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民联）。他说：“我更加全心全意地跟着被反动派诬为‘匪谍’的地下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参加读书会、壁报、话剧团，利用一切可能团结同学，宣传党的主张；还搞过团结老师的尊师募捐活动。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找一切可能找到的革命书刊来读。”

　　北平在围城期间曾估计到最后难免遇到傅作义部队的抵抗，那必然会发生巷战。为了给解放军提供向导，邵燕祥和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分片进行调查，哪些街道有军警岗位，哪些是企业单位等等。这些资讯为绘制军事地图提供了依据。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曾在《苦难中打造的金蔷薇》一书序言里提到，邵燕祥写于1947年4月的处女作《失去譬喻的人们》“指控权力者宰割人民、发动内战，但具体指的谁，诗中并未点明，这在政治上也许是不鲜明的，但这种不点明，恰恰也使这首诗与一般的檄文有了区别，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概括。”

　　《失去譬喻的人们》的写作受了穆旦的影响，对于邵燕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在诗歌的风格和写法上，他最初则深受臧克家的影响。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运河》是邵燕祥特别欣赏的长诗。而他的新诗创作，整体说来主要受“七月派”的影响，如艾青、田间、冀?P、绿原。

　　“艾青抗战以后的诗，我几乎都买全了：《向太阳》《火把》都是长诗，适合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雪里钻》《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在北方》……印象深的我都背下来了，比如在《乞丐》中他写道：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

　　邵燕祥说，凡是过去别人的诗里没写过的、有独特发现、有很深内涵的诗句，是很打眼的，能打进你心里，让你长久不忘。艾青的诗，一下子让你体会到抗战初期难民悲苦的状况。他的表现方式和旧体诗不一样。比如，旧体诗有白居易的《望月有感》：“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邵燕祥是在日本统治下读到白居易这首诗的，他虽然在北平城里住着，没有流离失所，但是作为亡国奴或半亡国奴也能体会难民的痛苦。

　　邵燕祥少年成名，用他的诗行编拢的花簇，装点了20世纪50年代的诗坛。何西来在《燕祥的诗心和文心》中评价道：“他单纯、年轻的诗情和诗心，很让那一代年轻人激动不已。”

二

　　1951年夏天，邵燕祥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宏伟蓝图发布，他敏锐地感觉到国土上涌动着即将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气氛和激情，于是写出了《到远方去》。

　　“我将在河西走廊送走除夕，/我将在戈壁荒滩迎来新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起你，/更要把艰巨的任务担在双肩……”这首充满激情的《到远方去》，是邵燕祥在1952年完成的。初稿有242行，严辰读后认为芜杂，放了几个月后，邵燕祥重新删改压缩，定稿时只有40行。1955年出了第二本诗集，书名就叫《到远方去》。

　　“工业建设的先行，一是地质一是交通，我作为中央台的工业记者下到东北工业厂矿基地，大半年的时间在鞍山、抚顺、长春汽车厂工地跑来跑去，写了一组以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的诗歌。这些诗不是叮叮当当的生产过程的简单再现，而是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我的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同龄的建设者。”

　　写出来以后，邵燕祥放了很久才拿给报刊“投石问路”。“我担心我贯注在这些诗歌里的激情，是不是用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冒充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后来，这些作品不但被广大读者接受了，也被主流文学界肯定了。大家从常识出发，认定从青年工人到青年知识分子无疑都是青年社会主义建设者，我们的思想感情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而奋斗、而献身。”

　　《到远方去》和《五月的夜》都发表在《中国青年》半月刊上。1953年6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召开，邵燕祥作为电台记者参与报道工作。当时的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和他夫人、《中国青年》主编韦君宜接待参会记者。韦君宜问他：“你就是邵燕祥？你那两首诗这期《中国青年》发表了。”杨述补充说：“再有一点儿力就更好了。”他们的话给予邵燕祥很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邵燕祥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另一首诗是《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这首诗有着特殊的命运，不但上了中央台的联播节目，过后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是破例的。

　　“1954年1月29日晚，我的同事写了高压线工程完工的消息，用电报发回中央台了。当天晚上，我写了这首高压线的诗，寄给了中央台的老播音员齐越（他和牛汉是抗战时期西北联大俄文专业同学）。这首诗有很多问答，我建议集体朗诵，由齐越领诵。齐越收到后很快送给总编辑梅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译者）。梅益说好，但是集体朗诵太麻烦，今天晚上就播，上联播。梅益还觉得光朗诵一下不够，又转给《人民日报》，2月6日就见报了。”

　　1956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发表了公木的《邵燕祥的诗》。公木分析了邵燕祥诗歌特色形成的原因：“不只写战争、写工业，而且写任何题材，都充沛着时代精神；这是由于在年轻诗人的心灵里充沛着时代精神的缘故”，“诗人不仅仅凭借‘一种情绪，一种感触’，他的热情是有着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的。”

　　1956年第1期的《文艺报》发表沙鸥的《年轻人火热的声音》，进一步探索了邵燕祥的诗歌创作——

　　“他因为在抚顺采访新闻，这种工作职务使他不能不深入去了解工作，他就是在抚顺写出了《我们架设了这条超高压送电线》这一篇好诗的。同年五月，他到了鞍钢，写出了那首淳朴的、毫无矫饰的《十二个姑娘》。十二个姑娘并非诗人虚构。诗人采访了这十二个女润滑工之后，还将原稿朗诵给那十二个姑娘听过，征求过她们的意见。同年的六、七月，诗人又到了第一汽车厂，写出了《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等四首诗。他在鞍山、抚顺，以及第一汽车厂的感受，又成为他的长诗《我们爱我们的土地》的重要材料。这又说明了这个古老的道理：邵燕祥写出了这些好诗，首先是他深入了生活的结果。”

　　“还是迎着朝阳出发，/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一挥手！”（《假如生活重新开头》）1978年，邵燕祥回到诗坛。他没有戚戚于个人的伤痛，只是一心想写出好诗，写出跟这个时代相称的好诗。20世纪80年代，邵燕祥出版的诗集中，两本带有“花”字，一本叫《迟开的花》，另一本叫《如花怒放》。

　　在邵燕祥的诗作中，很少有像《五十弦》这样以女性为倾诉对象，集中处理个人情感的作品。《五十弦》从个人情感上切入，但并不是写卿卿我我。的确，任何个人感情也好，命运也好，都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环境。

　　从1947年开始写诗，如今邵燕祥已经写了70个年头。回首往事，在评价自己诗歌价值的时候，邵燕祥坦诚地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物证。所以我的诗歌，有一些没有选入自选诗稿的，恐怕多少还有一点认识各个时期文学和诗歌走向，认识我这样一个特定身份的作者在这个大时代下，在文学和诗歌道路上摸索的痕迹。不但有足迹，还有手印。”

　　邵燕祥说，《找灵魂》等实录文集中保留了各个时期写的东西，可以作为“人文化石”，主要供人文社会学者研究知识分子命运，作为文学史、诗歌史的附录，作为资料性的备考。

　　“我仍然说，我是诗歌爱好者和习作者，并且是全天候的。现在不像当诗歌编辑时关心宏观诗歌走向，对成千上万的年轻诗人，我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当中逐渐形成高原，再形成高峰。”邵燕祥说，他对中国的新诗，抱着乐观态度。这需要做切实的工作，诗人要学习，评论家也要解放思想，要敢于表彰也要敢于批评。诗人也要独立思考，不要随大流，不要赶风。

　　邵燕祥注意到，现在很多人唱衰新诗，也有人说成是网络传播或市场经济的罪过。基本上，我们诗人在追求诗性、追求纯诗的前提下，逐渐淡化了政治，远离了现实，更多地进入所谓内心生活。内心生活是不应该排斥的，对于外宇宙的激情反映本来就是应该通过内宇宙，不应是截然分开的。但是过去不谈内宇宙，现在只提内宇宙的，两眼不看外宇宙了，好像都已经仙风道骨。他认为，这使得我们有些作者、有些年轻的诗人多少浪费了自己的诗情，也浪费了自己的才华。

三

　　早在1946年，14岁的邵燕祥就已经开始发表杂文。但他没有走向持续的杂文创作，而是选择了诗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邵燕祥比较集中地开始写杂文，并慢慢超过了写诗的量。

　　邵燕祥说，不管是写诗还是写杂文，都是自己向公众的发言。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诗多半取材于公共空间，包括抒情，或者政治抒情，都是人人理解的公共生活当中的所谓荦荦大者。1983年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常可以看到邵燕祥文风老辣犀利、切中时弊而又痛快淋漓的杂文。他曾提出，把诗融入杂文，把杂文融入诗。

　　但是现在，邵燕祥说，这两句话要修正一下了：把诗融入杂文，把杂文融入诗，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如写讽刺或谐谑诗是有用的，而在一定情况下，把诗歌加上杂文笔调是不适当的。邵燕祥说：“我不迷信别人了，也不迷信自己。”

　　“如果说鲁迅教给我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已成之局’，那么巴金就是教给我要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一个未来之世。”在邵燕祥看来，巴金式的热情和鲁迅式的理性，都是不能缺少的。无论写诗写文，贵在真诚，所谓“修辞立其诚”，凭真情，说真话，如巴金说的，“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才易于接受。杂文可以嬉笑怒骂，激昂慷慨，也可以平铺直叙，缓缓道来，但它的内核是说理。

　　1996年，《邵燕祥随笔》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在他心中，好杂文首要的标准，一是针砭时弊尽量中肯到位，二是对社会现实的反应较一般文学作品更及时。“至于杂文的文采还在其次。现在杂文对现实的反应，当然不及传媒组成部分的‘时评’更快捷。许多时评作者也在适当吸收‘杂文笔法’，这样会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而纸媒上的杂文不可能在‘迅速、及时’一点上跟时评相比，那就必须在每一篇杂文项下，力图挖掘更深，手术更细，且更注意提高文化品格，使有耐心的读者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同时领受比同一主题的时评更多的思想收获——当然，这都是高标准了，我是做不到了，但希望更多杂文家能做到。”

　　在邵燕祥看来，人老了，回忆过去，是人之常情。“回忆当中，难免有苦有甘，有得意有失意，以什么态度对待这些往事，是正面穷究，还是背过脸去，应该各随自便。”

　　邵燕祥说，有些老年朋友说“何必自苦”，愿意设法忘却，以求晚年轻松，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对各人的精神世界，切不可强求一致，更不该以“自我反思”作为道德高标责之于他人。有出版社希望出版邵燕祥的忆旧之作，他想到丰子恺喜欢的两句诗：“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于是就用“昏昏灯火话平生”做了书名。

　　如同一些已入老境的作家们一样，邵燕祥近来多写回忆文章，比较集中的主题是写恩师：仇焕香、沈从文、吴小如、周定一、严辰、杨振声……他说，没有他们，自己不可能一帆风顺地走上文学之路，并坚持至今。还有在广播局的几位老领导，如梅益，柳荫，左荧，陈庚，他们不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且都是在自己落难时加以援手和保护的。“许多师友和众多同事，乃至我下乡所遇的农民‘社员’，艰苦备尝而良知不泯，他们是我做人的榜样。关于他们的回忆，意不仅在报私恩，还感情债；更是为了传承中国文脉，让后人知所取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