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十三五”规划建议强调，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广东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要流入地，推进这一转变，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力代际更替带来的深刻影响。

　　改革开放后3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与那一代劳动者所持的观念与行为模式密不可分。众所周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依赖于投资驱动，具有高投资率与低消费率的特征。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8.5%，2011年更高达48.3%；而同期我国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包括公共服务支出）合计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6%，2011年更是仅为49.1%，远低于世界70%-80%的平均水平。

　　那么，为什么我国能有如此之低的消费率？一个重要因素是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人为代表的一代劳动者所持的价值观念。这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具有较为浓厚的传统的乡土社会色彩，崇尚责任和勤俭，对企业归属感较强。当年从农村出来的打工者的普遍状况是：承担着赡养父母一代以及儿女一代的义务，辛勤劳作的愿望是挣钱回乡养家建房。正是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他们能够吃苦耐劳，重视积蓄，从而支撑了中国经济的低消费与高投资。

　　但随着劳动力的代际更替，劳动者的价值观念产生了重大变化。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劳动者，生长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时代，深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相对更为重视个人权益和生活品质，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如上一辈。这一代打工者的普遍状况是：在经济上可以得到祖辈和父辈的支持，工作不顺心就随时辞职的现象较为常见；与重视积蓄的上一代劳动者相比，他们更重视消费。

　　这些变化有力改变着中国经济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方式，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运行。比如，加剧结构型用工荒，新一代劳动者更加不愿意从事所谓的“低端”岗位，招工难问题更加凸显；带来企业用人成本的提高，这一提高不仅体现在工资福利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劳动效率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上。其结果是，在全球经济减速、出口下滑的经济背景下，企业难以消化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成为当前传统产业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由于企业经营困难，资金流向实业的动力不足，进而又造成货币政策刺激投资的有效性递减，影响经济增长。

　　但要看到，当前的经济困局，是现在与未来之间的磨合期阵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一代劳动者将会适应社会而成长，经济体系将会在市场竞争机制中适应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而达到新的平衡，依托于新一代劳动者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不断孕育：

　　一是消费倾向的变化推动经济增长向更加重视发展质量转变。随着低消费率与高投资率的改变，以及消费水平上升，经济增长将加快从重视物的投资转向重视人的投资。新一代劳动者所持的价值观念，必然推动劳动收入、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这些又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和促进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中国经济将进入更加注重发展的价值的阶段。

　　二是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变化有利于经济增长从成本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年青一代的文化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统计数据显示，我国18-22岁人口中高等教育入学率2014年达到37.5%，而1994年仅为6%.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在2005年左右就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秉承中国人的勤劳传统，我国以新一代劳动者为主体的人力资源，在以人才竞争为核心的全球经济中，拥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相对优势。因此，当企业从依靠劳动力成本竞争转向依靠人才创造力竞争，将更有成本竞争力。

　　三是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推动政府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社会所创造财富的初次分配，包括资本回报、劳动收入、财政收入三个部分。劳动收入比重上升，经济增速从高速进入中高速，终将使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减少。财政收入减少，民生支出比重增加，用于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出比重必然下降。财政支出结构的改变，又必然促使经济运行中的“政府之手”进行相应的调适。

　　还要看到，劳动力的代际更替，背后是价值观的代际更替。可以预料，这一转变所带来的冲击，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而是将更为深刻地体现在全面改革上。因而，如何根据劳动力代际更替的趋势引导好经济社会转型，在改革创新中先行一步，是广东“十三五”时期必须应对的挑战，也是广东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财政金融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