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西北军区政治部刻的标语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略转移，也是中外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之一。长征胜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红军从此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走到了抗日战场的前沿，而且还在于红军的革命主张得到了广泛传播，革命的理想信念得到了充分彰显和激扬。在这个过程中，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红军文化宣传工作的内容和形式

　　长征期间，红军的文化宣传灵活多样，生动活泼，深受沿途群众喜欢。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书写标语口号。长征途中，为了鼓励红军指战员书写标语口号，军委机关报《红星》报曾多次刊文强调：“写标语、画壁报是红军素有的特长”，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引起必要的注意”。对于红军如何书写标语、散发传单，被俘传教士R·A·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一书中曾有详细描述，他说：“到一个小山村后，我们被带到宣传队前，当时，他们正在一切可写的地方用红、蓝、白色颜料书写标语。有的内容是‘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是中国的希望！’‘不交租，不还债！’有的则摘自马克思著作‘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许多是反蒋的，如‘打倒蒋介石！’还有部分内容是反日的。”可以看得出，红军的标语不仅色彩醒目，而且内容十分丰富，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

　　其二，绘制宣传画。在书写、镌刻标语口号的同时，红军还经常会在墙壁或门板上绘制一些生动形象的宣传画。例如：在贵阳高坡乡街上村的墙壁上，画着一幅众人齐心协力杀敌的漫画，旁边是“白军弟兄团结起来杀死狗贪官，与红军联合一同到北方打日本帝国主义去！”的标语；在贵州鸭溪地区民房的门板上，画着“运动战”的旗子，标题是“把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地发扬起来！”这些宣传画惟妙惟肖，生动表达了红军土地革命政策和北上抗日主张，很受当地民众喜欢。

　　其三，创作大量诗词、歌曲、戏剧和舞蹈。红军长征是一次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充分彰显的伟大远征。其间，为了增强战胜敌人的决心，红军广大指战员创作了大量催人奋进的革命诗词、歌曲。据统计，红军在行军途中及之后创作的长征题材的诗词歌曲有3万多首。除了毛泽东的长征诗词外，林伯渠、谢觉哉、聂荣臻等其他领导人和文艺工作者也创作了很多诗词。为了丰富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红军文艺工作者还利用民间戏曲小调，自编自演了很多戏剧、乐曲和歌舞。如：《一只草鞋》（话剧）、《彼巴依德瓦》（歌剧）、《打倒刘湘》（川剧）等。

　　其四，出版战地报刊。其中，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红军出版了《红星》《前进》《战士》等报刊，红四方面军出版了《干部必读》《红炉》《红色战场》等报刊，红二方面军出版了《前进》《战斗》等报刊。这些报刊主要在红军内部传播，在传达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五，注重发挥群众大会的宣传作用。为了扩大影响，威慑地方地主恶霸，红军占领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和村镇后，往往会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红军政策。如红一方面军攻克道州后，曾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气氛十分热烈：“在一个戏台前面的坪上，挤满了几千人头，几千条视线都射在台上，小孩子爬到树上去看，妇女们缩在角落里。红军代表讲话了，大家目不转睛地静听。讲到他们的痛苦，大家点头称是，讲到豪绅地主军阀的罪恶，个个咬牙切齿；讲到红军的主张，大家鼓掌叫好；千百副的表情，随着演讲人而变。”通过群众大会的宣传，更多的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

　　长征中文化宣传的特点

　　长征是一次漫长而艰苦的军事远征，行军和战斗占据了主要时间。这种特殊环境决定着长征时期的文化宣传不同于以往。具体而言，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文化宣传的内容活泼而有生气，很受战士和群众欢迎。例如：独幕话剧《破草鞋》是画家黄镇根据红军渡金沙江的战斗编演的，在懋功会师时成为了庆祝会的主要节目。当时，新的文艺作品之所以能够不断涌现，主要是因为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和丰富实践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还在于红军要克服行军的单调枯燥，消除战斗的伤痛和疲劳，客观上需要大量鲜活的文化作品来激扬斗志。

　　第二，文化作品的创作传播速度比较快。很多文艺作品“从写作到‘发表’，恐怕是世界上最及时不过的了”，少则几十分钟，多则半天，很快就能同读者和观众见面。即便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文艺演出，在长征期间也变得简单便捷，表演时“既没有台词，又不要排练，只是简单的分工就演出”，在行军途中，演员往队前一站，“两手一合，放在嘴边一吹，就吹出了公鸡打鸣的调子”，在会场上，“两人往中间一站，就可演出一幕‘双簧戏’”。这些“即兴创作”的作品，朴实无华，反映了红军指战员的心声，广受欢迎。

　　第三，文化宣传更加具有针对性。长征期间，敌情瞬息万变，特别是敌人的骑兵飘忽不定，对红军构成极大威胁。为了应对敌人骑兵的袭击，陆定一、李伯钊根据骑兵作战的特点创作了《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据一些红军文艺工作者回忆，当时《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在各部队推广普及后，“的确发挥了它应有效能”，战士们唱了这首歌以后，克服了怕打骑兵的心理，信心增强了，以至于后来红军遇到敌人骑兵时，不再感到惊慌失措，而能沉着应战。

　　第四，广大红军指战员成为文化宣传的主体。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向沿途群众宣传红军的主张。即便是流传广泛的诗词歌曲，相当一部分也是出自普通红军战士之手。关于这一点，彭加伦深有体会，他说：“红军中没有职业的诗人，也没有固定的歌手。我们的诗人是全体指战员，我们的歌手也是全体指战员。”“红军就是一个诗的集体。”

　　第五，文化宣传的形式更加通俗化。考虑到红军指战员和沿途群众普遍喜欢戏剧、小调、快板等表演，因此，红军宣传队在文化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广泛借用了地方语言和民间文艺形式，并且赋予其新的内涵，即“旧曲填新词”，有的甚至是“即兴编唱”。这一创作方法既快捷又通俗，很受红军指战员欢迎。

　　第六，文化宣传的受众群体更加广泛。为了丰富沿途群众的文化生活，红军所到之处采取各种群众喜欢的形式进行宣传。例如：红二方面军在从昆明向玉龙山的转战过程中，红军军、师两级的宣传队在短短12天内表演了30多场，语言虽然不统一，“但群众能从动作上理解和感受到剧情和所表达的思想。”除了自编自唱歌曲外，红军还将一些歌曲教给所经区域的群众，有时还会向沿途群众或党组织赠送一部分书籍或报刊。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对红军的主张有了初步了解。

　　长征中文化宣传的作用和影响

　　长征，是一次革命理想信念激扬和革命火种传播的过程。通过长征，红军的意志力非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坚强，红军的影响非但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扩大。

　　首先，鼓舞了士气，激励了斗志。长征中，文化宣传是激励红军指战员战胜困难的精神食粮。据很多老红军回忆，每当听到“鼓动棚”内“又敲锣，又喊口号”，他们的困意就会顿时消失，士气倍增，“虽然气喘吁吁地，但还是使劲咬着牙摆着胳膊往前走。”特别是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文化宣传的作用更是重要。如过雪山时，红军为了克服饥饿寒冷，唱起了歌，“雄壮的声音，此落彼起，震得山鸣谷应”，在歌声的鼓舞下，红军顺利“翻过了艰险的夹金山”。除了歌曲，报刊也在长征中发挥了激励斗志的作用。

　　其次，消除了沿途群众对红军的误解。由于信息不畅通，长征沿途的群众对于红军一度十分不了解，甚至是惊恐害怕。但是，红军到达后，通过红军的文化宣传，“那些劳苦群众的脑子里都有了‘红军是保护穷人的军队’的印象”，认为“红军是他们的朋友”，于是成群结队的帮助红军，带领红军打土豪，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看了有关红军保护少数民族方面的标语、传单之后，认为红军是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于是便发自内心的热爱红军、支持红军。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很多群众在自身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为红军提供了必要的补给，一些青壮年甚至参加了红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长征初期红军大量减员的损失，为红军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

　　第三，团结了开明绅士，瓦解分化了敌军，扩大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在“北上抗日”口号感召下，长征沿途的不少地主和开明绅士对红军表现出明显的好感。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开明绅士周素园。他不仅出面组建了贵州抗日救国军，而且还向龙云、孙渡等地方实力派写信，劝说他们按兵不动，不要与红军为敌。即便是一般的地主，经过红军的喊话宣传之后，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有好些土围子开门”把粮食卖给了红军。对于国民党军队的伤兵和俘虏，红军除了为他们疗伤外，更是耐心地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政策，经过宣传，不少人表示“身体好了，还愿当红军”。

　　第四，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使国内外舆论对于长征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红军长征出发后，国内外舆论对于长征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误以为长征就是红军的“溃败”、“窜扰”。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红军除了向沿途群众宣传自己的主张之外，还十分重视向国内外舆论传递长征的真实情况。陈云比较早地向外界宣传了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1935年6月，陈云受命离开红军队伍到达上海后，假托一名国民党被俘军医“廉臣”之名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同年10月，他到达莫斯科，首先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了长征经过和遵义会议的情况。1936年3月，中共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相继连载了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与此同时，先行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宣传长征的英勇事迹。

　　总之，生动活泼的文化宣传，不仅激励了红军指战员战胜强敌的勇气和斗志，而且还使得更多民众对红军有了深入了解，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所以，长征被誉为“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新的历史时期，回顾长征期间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我们认为，要使得文化宣传工作接地气，发挥更大效力，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通俗化、大众化，即将文化宣传与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映人民群众的疾苦和需求，体现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长征中红军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经验和启示。（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