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在其微博上表示：“鉴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我们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召回该书……”对此，冯唐只回应了一句：“历史和文学史会对此做一个判断。时间说话，作品说话。”据悉，今年冯唐译本《飞鸟集》一出，就一石激起千层浪。（12月28日 澎湃新闻）

　　怎样才算好的翻译？对此，从没有一套绝对的标准！虽然有“信雅达”的大原则指引，但更多的时候，“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还是充满着主观性与随机色彩。是直译还是意译，是忠于原作还是创造性转化？不同的译者，想必会有不同的选择。就此而言，冯唐似乎当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个性化地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可是，这份剑走偏锋的另类特质，同样意味着必然的风险。

　　现实来看，冯唐的译本所以饱受非议，一则在于“词不达意”，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泰翁的诗作本意；再者，则因为“行文粗鄙”，大量使用粗口、脏话等等……冯氏的翻译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其一贯的“下三路写作”或曰“身体写作”的行文路数。而且，当这种个人化的特殊写作偏好，强加于泰戈尔与《飞鸟集》身上，不少中立的读者，也势必会感到莫名反感。

　　要知道，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都是一种文学信仰，都是代表了一种稳定的价值印象。说到底，冯唐翻译的《飞鸟集》，还是太过冯唐，而太不像泰戈尔了！在原作和译本之间，存在着突兀的对比、强烈的落差，这无异于是对泰翁拥趸的冒犯。如果说泰戈尔的诗，象征着一份典雅、清新以及完好的教养；那么冯唐的作品，则宣泄着一股傲慢、乖张与活脱的轻佻。于此，自然很难说孰高孰低，但至少彼此应保持距离、相互区别才是。

　　倘若非要给诗歌翻译归纳一条原则底线，那么也就应该是“译者无私心”吧。翻译者，只有克制住抖机灵、炫才情的冲动，才能保持起码的尊重，才能不至于太过离谱。在这个前提上，才能再谈“译者风格”的建构。事实上，所谓“翻译中的个人色彩”，绝不体现为对原作推倒重来、也绝不体现为刻意的词句经营，而应表现为在语言转换、文本重构时，个体劳动自然而然所留下的独特印记。

　　如今很多时候，“翻译”也被许多作家视作，纯粹个人化创作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不足取的。然而，在粉丝经济的大潮下，这种喧宾夺主、野心勃勃的翻译作品，却也同样拥有极大的市场。当不少读者，相信爱一个作家就要爱他的全部，相信一个对的作家必然永远是对的，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失去起码的审美能力，而无法来公允地评判所谓的“译作”到底是好是坏。或许可以说，恰是在此背景下，那些可疑的翻译作品，才得以出现、蔓延。（然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