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37年7月28日，保定火车站，范长江送别即将赴前线采访的上海《大公报》特约记者方大曾。绥远抗战的炮声打响后，方大曾就带着他的武器（一支秃笔、一架照相机）到战地采访，所写通讯《宛平之行》《绥远的军事地理》《从集宁到陶林》等一篇接一篇在《申报》《世界知识》《良友》等报刊上发表，他用镜头记录下的影像“像是20世纪30年代留下的遗嘱”。日前，一本图文并茂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由新世界出版社修订出版，读者有机会透过那一幅幅照片，感悟一个卓越的纪实摄影记者的可贵品质。

　　提起这件事很多人都会知道，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方大曾受上海《大公报》的派遣，以前线通讯记者的身份前往华北抗战前线，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以“小方”为笔名连续发表了多篇战地报道。但不久后即在前线永久失踪，时年仅25岁。按照现行的说法，他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在前线牺牲的新闻记者。方大曾留下的800多张照相底片已经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成为保贵的抗战文物。

　　在中国20世纪战争摄影史上，有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沙飞，他不仅是鲁迅的崇拜者，也是为鲁迅拍摄遗像的人。沙飞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和新闻出版人。另一个就是方大曾，他是抗日战争初期活跃的战地记者，“七七事变”后由北京离家奔赴抗日前线，由范长江介绍作为上海《大公报》前线记者进行采访。两位摄影家同为1912年出生，作品风格样式和创作观念都可以和当时西方战地记者相提并论。但他们不同的历史价值在于：同为投身于抗战前线的热血青年，沙飞在山西参加八路军，用照相机见证了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始末，他留下了大量价值不容低估的有关八路军部队和解放区的叙事作品。而方大曾1937年也到了山西，随后就在他的报道《平汉铁路的变化》发表后失去消息。方大曾摄影作品的着重点是对抗战前期正面战场作战的描述，他是中国抗战时期极为优秀的战地新闻记者。

　　方大曾的传奇故事，曾打动过无数人。早在1980年前后我在参加《中国摄影史》的集体编写时，通过范长江那篇文章《忆小方》知道了小方的名字，还知道研究摄影史的前辈吴群先生，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曾经写过关于小方的研究文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和机遇所限，他没能检阅小方留下的全部作品资料。

　　20世纪80年代的最后一年，一个机会使得我与方大曾结缘。1989年初冬，方家的一位朋友李惠元从上海到北京看望比方大曾小三岁的胞妹方澄敏。受方家之托，李惠元找到了原在上海从事革命工作的战友陈昌谦先生，他当时在中国摄影家协会主持工作，是我的上级领导。第二天，陈昌谦带我去拜访了方澄敏。过了两三天，方澄敏找到我。在我工作单位的传达室里，她拿出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方大曾拍摄的800多张底片，说：“这些底片我就给你们了，你拿去做研究。”同时，附上一张纸条，写道：“今天送上方大曾底片837张。”从那一天起，那个小箱子和那些底片，陪伴我十余年。直到2000年后，我把它们归还了主人。那以后，老人每次来单位与我见面都是在传达室里，她总是怕影响大家工作，不肯到办公室一坐。

　　方大曾当年留在家中的底片，多数底片袋子上都有作者本人当时记录的编号。编号从个位数开始，断断续续以四位数的第1200号结束。全部洗印成样片后，我发现有关抗战题材的作品最多，其中包括报道“冀东伪政府成立一周年”和“绥远抗战”两个专题，与方大曾所发表的新闻报道相吻合。我随后从中挑选200多幅认为价值比较重大的，在同学吴鹏所在的北京一家出版社暗房里，冲印了两套稍大些的照片，并请吴鹏保存一套。我后来的写作和研究多数是从这里面来选择，也是逐渐被大家所认识的方大曾作品。

　　由于方澄敏大姐年事已高，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这些珍贵的底片归还方家后，即由方大曾的外甥、《四川日报》摄影记者张在璇先生保管。2006年，当小方的底片由家属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时，尊敬的方澄敏大姐已经离世而去。

　　新世界出版社新近修订出版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作者冯雪松曾是小方的研究者。2000年，中央电视台专题部把方大曾的事迹列入选题，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寻找方大曾》。当时冯雪松带领摄制组沿着方大曾走过的路，克服了很多困难，走了一遍，采访了很多人，比如在保定、在石家庄，他这条采访路线完全就是按照当时范长江写《忆小方》的那条路线。多年后，相信此书应该是他对方大曾情感的升华。

　　几年前，一个美国朋友来访，我给他看过方大曾的作品之后，他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中国的卡帕。”

（作者：陈申 系中国摄影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