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这篇文章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这场讨论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转折的思想先导。40年后的今天，我们特别约请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撰写专文，以此纪念这场意义深远的讨论。

　　40年前的今天，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催生了思想解放运动，并为恢复和发展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更重要的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及其引发的讨论，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改革的先声，拉开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的序幕。40年后的今天，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站在这一新的历史方位重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深刻地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在实践中发现和发展真理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在“为真理而斗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生存还是毁灭”的实践活动中，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疑，这是一个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概括，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结论。

　　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并科学地解答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列宁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标准的理论，认为就具体的历史的实践而言，实践不可能完全证实或证伪一切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实践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从根本的和最终的意义来看，任何认识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被证明是真理还是谬误，因此，“实践标准”又具有“确定性”。可见，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的确是一个“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然而，这样一个早被解决的问题，在当时又是一个被“搞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而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也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仅重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强调实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同样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路线是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密切相关、高度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一旦从理论进入实践，就必须由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行动的先导。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如果说真理属于理论理性，那么，路线方针政策就属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本身正确与否也必须接受实践活动检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打开了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破除了阻碍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透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拨乱反正，我们看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辉煌远景。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哲学命题具有政治内涵，是因为它契合着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这就是，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句话，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在于，哲学具有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双重属性，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当然不等于政治，但哲学又不可能脱离政治。哲学总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背景，总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政治，总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效应。所以，哲学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导。明快泼辣的法国启蒙哲学是这样，艰涩隐晦的德国古典哲学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如此。同时，政治也需要哲学。没有经过哲学论证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逻辑力量，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缺乏信念和精神支柱，没有经过哲学论证的政治很难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正因如此，马克思极为重视“理论掌握群众”问题，认为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解放的“头脑”。

　　我们必须明白，哲学研究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与哲学文本之间的“对话”，也不应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应成为哲学家个人的“喃喃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政治“对话”。我们不能“只用心观察天上的情况，却看不见地上的东西”。没有得到历史证明的哲学范畴都是在思辨太空中的“死魂灵”，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哲学话语只能是“多余的话”，脱离了现实政治的哲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早就说过，和政治“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政治哲学。邓小平同志以其政治家的敏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哲学和时代的统一性首先就是通过其政治效应实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既要有自觉的哲学意识，又要有敏锐的政治眼光，才能真正把握时代精神，才能在实践活动中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