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一书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他强调，当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因此，新时代各级领导干部应提升风险意识。

　　提升新时代风险意识——这是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中各式各样的结构性风险问题而作出的判断。例如，经济安全不但要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与社会安全为前提，也要以科技安全、网络安全和资源安全为支撑；生态恶化、资源枯竭等安全风险问题越来越依赖于多边机制与合作对话这一带有“总体”性特征的共同安全思维来解决。没有意识到风险就是最大的风险。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才能更充分，需要我们更深入估量新时代结构性风险应对的难点和复杂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立足当下国情保安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提升风险意识的极端重要性。他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到攻坚期与深水期，我们将面临着许多困难与风险相互交织窘境的考验，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知危图安。只有具有自觉的风险意识，才能更好地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更好地规避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种风险。

　　从世界风险社会的维度来看，主导当今世界的价值体系正在从“不平等”向“不安全”转换。基于这样的价值体系的转换，德国著名的现代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名著《风险社会》中把现代社会的风险称之为“文明的风险”，并指出，当今世界人类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与之相应，英国著名风险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则用“失控的世界”来描绘风险社会的风险景观。这就让人们感觉到，现代风险有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当代启蒙的主导理念上说，风险社会所表达的是一个个别情景与原则上需要开展自我批评、自我反省、自我矫正的社会。只有积极地反思反省，才能有效建构现代风险价值体系，重构风险价值观念。比如，当今社会生态文明的建构要求批判地否定资本主义一元现代性，倡导和实践多元现代性，使人们在生态意识上实现普遍的文化自觉，通过重塑风险价值观唤醒人们的风险意识，进而实现具有生态意义的生产与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关于增强风险意识的思想养料。例如，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的瑰宝，它的价值在于集风险认知、判断及风险消解于一体。《孟子·告子下》中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是超前意识、风险意识与情感体验的集合体。风险意识在忧患意识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受某种利益所驱动，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冒着风险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利益伤害与损失。再如，中国古代对冲自然灾害风险的“荒政”也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原始风险意识。因为频繁的灾害必然会在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秩序等方面产生一定的震动和不利影响。即灾荒有可能引发政治动乱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后果。中国古代的荒政大多具有补偿、分摊和转移意外损失，带有一定社会保障意义的经济手段。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风险意识，这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挖掘、梳理，并从中汲取更为原始的，新鲜的风险意蕴的思想精髓，为提高新时代领导干部驾驭风险的本领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强调风险意识提升并不意味着要把风险控制在“零”的状态，不能为了追求绝对安全而不计成本地背上沉重负担，甚至顾此失彼，也不能因为包袱重而等待、困难多而不作为、有风险而躲避、有阵痛而不前。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必胜信念，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总体”性思维为指导，坚定不移把国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