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利玛窦困惑”，是学者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概括出来的，即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

　提问1：何谓“利玛窦困惑”？

　　所谓“利玛窦困惑”，是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玛窦观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困惑，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作过阐释，即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自利玛窦始，后来持续影响了孟德斯鸠、黑格尔乃至马克思而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近代梁启超的翻译转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困扰了我们自己的判断和问题意识。

　　“利玛窦困惑”本无需耗费我们太多精力去回应，这只是西方自身的困惑。中国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评价治国理政的标准显然是“治理绩效”，而不是某种“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这个世界也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形式”（政体）。

　　之所以说这种回应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无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异”，而非野蛮征服或者削足适履。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历史大国，中国人生存和实践的意义，并非需要西方的认可才是正当合理的。

　　西方偏爱对抽象的形式问题的结构分析(政体也是政治权力组织运作的形式)，与其强调形式逻辑的哲学传统有关，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加之欧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碍统一大局形成的天然因素，使得在西方进行政体比较成为可能和长期问题。但这些都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经验不相吻合，因而导致双方的问题意识也大不相同。这里本无对错，不过是西方的霸权逻辑和过度自负，导致其“输出民主”的动力特别强劲。

　提问2：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有什么特色？

　　政治，即以公共权力维护利益的活动。人以群聚，难以独存，天然具有“社会性”。群聚则必有规则，规则必要求强制、主体、机构等要素，政治活动日渐演化复杂。无论中西方，政治活动皆含有三层目标：秩序、正义和理想。最低层次要提供基本秩序，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保存种族繁衍不息，最差的秩序也比没有秩序强。但秩序也可以是不公正的，所以人们希望秩序能够体现正义，大家都心悦诚服地接受，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但最好是能够“安居乐业阖家团圆”。最后，人类总是对现实不满的，所以对美好境界的追求是始终不懈的，政治要给人描绘出一幅和美的未来生活画面，以指引人们奋斗不息，这就是理想。

　　围绕着政治的这三重核心命题，中华民族的历代先贤在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上孜孜探索不断总结，“诸子百家”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传诸后世子孙影响甚大的至少有“儒、墨、道、法”四家，此外“医、兵”二家也延绵不绝。我们在人类文明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领先世界，创造了长期被西方崇拜的“理想政治秩序”，岂是区区一个“政体分析”就能一笔抹杀了？如果世界美好政治秩序的实现，只需要“选一选”即可实现，难道世界各大文明的历代先贤都愚蠢了几千年而没有发现如此一条“终南捷径”？当今全球大多数国家基本采用了西式选举，也未见几个国家真正解决了国家治理难题，反而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断出现内战频仍、生灵涂炭。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不局限于一定形式，总是宽严相济、收放有度。在宽、放的时候，就具有今天所说的治理色彩，然而实际上，无论宽严，都是治理。治理为本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和实践经验。传统的“和与同”“阴与阳”的辩证哲学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思想资源。

　提问3：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支撑是什么？

　　当代中国的政体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治理是何种治理？其实这全由我们自己的叙事来规定，而叙事首先来源于“问题意识”的设定。我们之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显得说服力不强，是因为我们在西方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潮冲击下陷入矛盾的叙事里，结果把国体政体分开表述。我们的国体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规定各个阶级在国家整体中的位置，五星红旗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的，中间是党的领导，周围环绕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主流的政治学基本上接受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不讲国体，只讲政体。只讲政体的情况下，又被西方出于冷战需要而高度简化的“专制/民主”两分法困住不能自拔。西方极为简单粗暴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就是有没有定期的选举，有没有各种反对党的存在。

　　在这样一种肤浅的政体二分法框架里，中国共产党的位置显然是很容易陷入被动解释的尴尬境况，但如果我们回到“国体政体”整合的系统角度来看，问题就很简单了，中国共产党的位置和功能地位在“国体”中规定得很清楚，而且国体高于政体，政体服务于国体。“郡县国家”的传统简要地讲，就是中央大地方小。现在我们各个省市地区的一把手，兼任军区政委，而且是由中央直接任命的。这样就保证了全党服从中央，地方服从中央。如果是盲目地采用西方的选举形式，在宪制层面把党的领导拿掉或者弱化，传承两千多年的郡县制就岌岌可危了。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民族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制定中长期的发展目标，分阶段地加以实施，然后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支持。中共是一个“领导的党”。这里涉及到当初的翻译问题，“党”这个词在中国三分之二的用法中是贬义的。政党的英文单词Party词根是Part，Part是部分的意思，就是西方的整体的利益被市场和斗争分成了部分，而没有整体。而整体消失的时候，就出现了西方的政党，每个政党各自代表一部分群体。既然政党代表的是部分，那么到了议会里面，一个政党怎么能代表全体呢？所以这就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一个弊端。而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民族有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且这个利益可以被发现，党就是发现这个利益的工具。中国共产党把它变为一个民族复兴的终极目标，现在我们将其表述为两句话即“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凝聚和团结优秀的中华儿女共同奋斗，源于其社会主义的旗帜和底色。社会主义，本质上强调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以平等公正为价值核心。当下就面临着“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决不能纵容和放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这两面旗帜不能倒！

提问4:中国治理模式是怎样实现历史性突破的？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对于中国尤为重要，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在面对诸如“利玛窦困惑”一类西方设置的议题时，要以我为主、实事求是。我们并非一概否认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意义，而是要把这些问题具体地、历史地和实践地去理解，根据中国的需要做出取舍和回应。比如对于是否要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地推行竞争性选举，很多人都忽视了实行选举也是需要条件的。小布什拼命“输出民主”，结果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富汗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却无人理会。笔者总结西方的历史和理论，认为西式民主(选举)至少需要以下四大条件：选举共识、选民单一、经济发展、任务稀少。根据这几个条件，我们认为，当代中国不能采用西式竞争性选举这种制度。

　　不能忘记，是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呵护着民族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怎能轻易否定甚至放弃？今后三十余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必须如履薄冰、谨慎前行。出现各种困难和问题是必然的，回顾西方的城镇化过程也是如此，批评和建议都是需要的，只是我们要理性客观地加以判断，不要一有问题就上到政治高度和制度问题。很多问题可以实事求是地考虑讨论具体对策和方案。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中，能保持相对稳定并稳步发展，这说明，中国治理模式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作者分别为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