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

　　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孕育和诞生不是偶然的，这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更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而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具备了中共产生所需的一切主客观条件。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和工人阶级的集中地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枪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各国资本主义势力从此接踵而至，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上海是不平等条约下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也成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发祥地。早在19世纪60年代，外国资本家和清朝官僚就在上海开厂，产生了我国最早一代产业工人。19世纪末，我国民族资本家开始在上海办厂，也出现了一批产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上海的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到1919年工厂增至1759个，资本增至5亿元，上海成为中国大工业中心。上海也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的城市，而且集中程度很高，1920年的数据显示上海20多万产业工人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厂做工的有15万人，上海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中外企业中的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是十分悲惨的，他们每天工作一般在12小时左右，有的长达16小时，许多纱厂不许因吃饭而停车，工人只能一边劳动一边吃饭，工资又极低。工人除了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外，还受工头的剥削。工厂主和监工、工头在车间视工人如牛马，任意打骂，工人成了“会说话的工具”，毫无政治权利。

　　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下，上海工人进行过多次自发的罢工斗争。1859年上海码头工人为反对西方海盗掠夺华工，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第一页。据统计从1879年到1894年，上海工人罢工次数为9次，1895年到1913年为70多次，1914年到1919年为85次，次数增多，规模也扩大。当然这些罢工多数以经济要求为主。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6月5日，上海日商纱厂5000多工人首先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行动，罢工迅速波及中外企业和各业工人。上海工人的罢工，迅速促成了上海罢课、罢工、罢市的“三罢”局面。工人阶级第一次以英雄姿态举行政治大罢工，使中外反动派十分惊恐。上海工人阶级这一行动有力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全国的“三罢”斗争。最终，北洋政府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释放被捕学生，免除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等人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胜利，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上海是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地和传播中心

　　据专家考证，马克思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时间是1898年。这年夏天，上海出版了一部系统讲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作《泰西民法志》，这是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开始。从1903年起，上海一些爱国报刊如《政艺通报》《大陆报》等发表了不少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之后国民党在上海创办的《建设》《民国日报》《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也开始介绍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传播，上海也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1920年初，陈独秀自北京返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上海，《新青年》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在陈独秀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如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李汉俊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了大量宣传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达从1918年秋到1920年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0年8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更加积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努力提高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积极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鸣锣开道。为了满足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新青年》被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8月15日，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周刊。这是一份对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界》不仅宣传革命道理，而且介绍国际国内时事、劳动状况的调查和工人罢工胜利的经验，受到工人的热烈欢迎。

　　为了统一各地党员的思想，并为正式建党作思想准备，1920年11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中明确指出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同年11月7日，中共上海发起组又创办了秘密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共产党》月刊旗帜鲜明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以及与其他政治党派的区别，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用阶级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所在地

　　陈独秀、李大钊是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知识分子。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去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商讨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李大钊认为“凡为一个团体，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旗帜要举得鲜明”。这时的陈独秀已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人大众，从思想文化的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

　　与此同时，我国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和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重视。1920年4月，共产国际派东方局的维经斯基以记者身份到中国了解情况。维经斯基一行到北京后，通过苏俄驻中国使馆的关系，找到一位在北京大学教授俄文的俄侨鲍立维，由他介绍他们同李大钊会晤，并在李大钊主持下，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随后，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又到上海会晤了陈独秀。

　　在陈独秀主持下，维经斯基同《新青年》的编辑和撰稿人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沈玄庐等人进行多次座谈。据陈望道回忆：“我们（指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造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维经斯基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陈独秀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等参加，组织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时酝酿建党的问题。以后陈独秀多次开会，商讨建党问题，当时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态度并不一致。1920年6月，他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经过两次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上海发起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这个组织开始定名为“社会共产党”，还起草了党的纲领。此后不久，围绕是用“社会党”还是用“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了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1920年8月，陈独秀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张申府，建议他们在北方发起建立组织。北京的基础较好，早在1920年3月已经成立了以五四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

　　之后，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旅日、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起到了“临时中央”的作用。

　　上海是中共一大的召开地

　　中共一大为什么选择在上海召开，而不是选择在李大钊所在的另一个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中心北京，也不选择当时陈独秀所在的广州呢？这是因为上海具有其他地方所不具有的独特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和地域交通等区位优势。

　　当时的北京处在北洋政府的控制之下，对群众的爱国运动始终采取高压政策，对所谓的“过激主义”防范尤甚，对一些建党主要人物也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同时期的广东，政局也比较混乱，且广州地处南岳，此时粤汉铁路还没有通车，交通不便，从北方去广州路途遥远，走海路则要途经香港，又不安全。

　　上海是远东第二大都市，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也是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怪胎，形成了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一市三治”或“四界三治”的政治格局。特殊的管理体制和相对宽松的环境，为革命活动提供了缝隙，因此，近代以来上海一直是革命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相比华界，租界有更多的舆论出版自由，新闻出版业发达。加之上海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城市，这一切为各种新学说、新思潮的传播提供了可能。

　　上海地处南北海岸线中点，水陆交通发达，邮政电信快速方便。上海社会华洋杂处，人员复杂，租界中生活着各国侨民。1920年的上海有数量可观的俄侨，他们主要生活在法租界。这为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1920年5月，维经斯基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领导东亚的革命运动。

　　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起了很大作用。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他们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李汉俊、李达等取得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建议应当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与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李汉俊、李达写信请各地党组织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哥哥李书城家里举行，来自国内六个党的早期组织及旅日党组织的十三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致词，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了祝贺。最后一天的会议因租界巡捕干扰，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于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作者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