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谋万世”和“谋全局”即为“方略”之灵魂。

　　二十世纪的大国，如苏联、日本、德国，各自命运相去悬殊

　　举凡大国从诞生到崛起，不是书写历史，便是震动当下，不对“万世”和“全局”有深长筹划，空有大国资质和机遇，也可能半途夭折，甚至落入万劫不复之地。二十世纪的若干大国，各自命运相去悬殊，令人唏嘘。

　　苏联从彼得大帝改革农奴制学习西欧开始，开启帝国强盛之途，沙皇时期屡次干预周边国家和地区事务，有“欧洲宪兵”之称，经一战而崩溃。后在苏联时期，国势上升，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与美国并称“世界两极”，在全球事务中，彼此争霸。但因内政外交陷入战略失误，在未见硝烟的“冷战”中被“不战而胜”，导致国家解体，一路衰败。虽有普京治下的局部恢复，又因国内经济战略一再失误，有资源产业和军工技术，却没有完整的产业体系，留下致命缺陷，克里米亚之争尚未平息，石油价格暴跌，金融体系濒临崩溃，欲再振雄风，还看下一轮历史是否垂青。

　　日本从来学习他国文化，从“汉才和魂”到“洋才和魂”，终在明治维新之后，雄起于东亚，一胜大清，二胜沙俄，再侵略中华、夺占南洋、挑战美国，虽有珍珠港之胜，却因违背道义，又陷战略之失，终遭各国围歼，蒙受人类至今唯一的核弹攻击，国败投降。上世纪60年代后经济重新崛起，但始终无法摆脱被保护、被支配的国家地位。如今人口不断减少，国力之本持续侵蚀，重压之下，安倍晋三孤注一掷，能否重入“正常国家”之列，尚在未定之天。

　　德国起于西罗马废墟，自称罗马之继承人，且接受了基督教的正统，素称“神圣罗马帝国”。近代史上，“条顿剑”所向披靡，靠武力统一德国，靠征服拓展“生存空间”，铸造帝国合法性。虽在哲学、科学、人文、艺术、工业诸多领域人才辈出，军事机器尤其凶悍，终因一战失利，二战再起，四处树敌，两线作战，挟闪电战之威，行种族灭绝之举，最后深陷俄罗斯广袤大地和严酷环境，一蹶不振，举国战败，国土被分隔，国家被分治。然而，同为战败国，却能以真诚忏悔、洗心革面的态度对待历史，方得借苏联、东欧剧变而恢复正常之身。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已然成为欧洲大国，正积蓄能量，提升全球影响力。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历史是公平的，机会总是有的，但一个国家能否抓住机会，崛起而成为大国，不仅取决于天时、地利，更取决于民族对自身的认知，对世界大局的把握，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对自身与世界关系如何相处的设计，“大国方略”是之谓也。

　　在人类社会普遍走向文明的全新格局下，既坚持国家定位，又顺应历史潮流的“方略”成为现代大国的必然之选

　　大国自古就有，人类历史见证了大国“你方唱罢我登场”，除了中国等少数几个绵延千年的国度之外，大多成为过往之客，长则延续数百年，短则数十年而已，且皆局限于地区范围之内。尽管如此，大国一旦勃兴，往往直接改变周边国家的疆域，甚至颠覆地缘政治的原有格局。人类在这种基本局限于地区范围内、没有规则感的传统大国博弈中，存在了数千年，直到工业化兴起，全球市场形成之后，现代大国开始出现，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大国。

　　与传统大国不同，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在一定国际秩序中游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的成立，意味着国与国之间曾经盛行的“丛林法则”受到极大限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传统大国逻辑不再那么通行无阻了。在少数几个大国达到实力动态平衡，战略威慑力量基本排除了核武大国直接兵戎相见之后，地区性大国之间的竞争也被置于了国际社会的直接干预之下，联合国可以授权使用合法军事手段意味着战争至少形式上具有了超越国家的性质。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最终在主要国家和联合国的干预下，双方讲和。随后发生的伊拉克吞并科威特的行为则在西方大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干预下，不但被制止和纠正了，而且导致入侵者伊拉克从此国势衰败，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两次重击之下，至今国内局势难以稳定下来。而占据压倒优势的美国即便“挟公理以泄私愤”，也不得不扯出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幌子，才得以在“9·11”之后，第二次入侵伊拉克，彻底推翻萨达姆政权，这足以说明，“世界警察”的作为多少亦须受制于国际法之约束。

　　只要人类尚未完全走出“丛林法则”，“强权即真理”下，弱肉强食仍将是国际社会的某种现实，真正意义上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仍然是人类的目标乃至愿景。

　　大国资格代表着在国际事务处理中享有主导地位，在地球资源分配中获得超出比例的份额，而且有现实的空间操纵国际机构包括联合国，“高含金量”不但使大国身份为所有具有潜质的国家所向往，也令现存大国时刻警觉被取代的威胁，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在规则和利益两个层面上的博弈暗流涌动。但伴随工业化而来的全球化，让和平发展而不是战争冲突成为时代的主流，让自我生长而不是武力掠夺成为强国崛起的根本凭借，让规则制约下的协商而不是威逼强迫成为国际纠纷的基本解决机制，让双赢和多赢而不是“零和游戏”成为能够争取和实现的结果，在人类社会普遍走向文明的全新格局下，现实的和潜在的大国都需要审时度势，既坚持国家定位，又顺应历史潮流的“方略”因此成为现代大国的必然之选。

　　殊死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承担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重任，为中国赢回了最初的“大国尊严”

　　中国自古就是大国。在现代之前，中国虽然随治世乱世的交替，对周边影响时大时小，虽然由于多次经历北方民族入侵，朝代出现更替，但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一以贯之。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在文明的主要方面，长期领先于周边国家包括侵占甚至征服中国的国家或民族。

　　然而，历史形成的优势地位，随着工业化和全球社会的诞生，也历史地结束了。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古老国度不仅一再战败，而且第一次被高于自身的外来文明所战败。具有“以史为镜”传统的中国人，总结最近的历史，寻找落后的原因，以“刮骨疗毒”的勇气，追根溯源，从武器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甚至到文字不如人，“贫、病、愚、私”被一一列举在案。素以文明自傲的中华民族不但从此“睁眼看世界”，而且积极学习人类共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被列强宰割、肢解的绝境中奋起。

　　殊死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承担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重任，为中国赢回了最初的“大国尊严”。作为二战成果的联合国成立，中国以创始国的身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获得在重大问题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否决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30多年的时间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GDP即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达到世界第二，建立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全新的高速公路、高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成网运行，新式武器装备不断亮相，国家外汇储备高达将近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

　　中国由传统大国经历衰败之后，重新迈向现代大国的历程，必然隐藏着许多国家没有遭遇过的挑战乃至风险

　　综合国力的增强让中国在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响，中国在开始享受作为有实力国家的回报的同时，越来越多地面对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的各种声音：壮大的中国向何处去？“大块头”会如何处理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但受到相关国家的关心，也引发中国自己的思考，中国需要“大国方略”以规划自己，承诺世界。

　　中国由传统大国经历衰败之后，重新迈向现代大国的历程，必然隐藏着许多国家没有遭遇过的挑战乃至风险：在不远的过去，中国因为列强宰割而严重受损的国家权益，有些至今仍然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而存在，是否需要了断？中国在力不从心时期被侵占的部分利益是否到了索回的时候？在由个别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壮大起来的中国，会不会反过来要求建立新的规则体系？中国初具大国雏形，但综合实力尤其是创新能力仍有待提高甚至亟须提高，在这关键时刻，中国会不会因为某些国家的“再平衡战略”而偏离既定的推进路线？

　　从消极一面说，人类历史上至今没有一个大国的兴起不伴随战争，中国会是一个例外吗？从积极一面说，中国以人类前所未有的体量和速度实现整体发展的经验，能否成为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破解共同难题时可资借鉴的方案？

　　归结为一点，就是中国成为大国后，如何处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如何处理本国、他国和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利益、规则和道义的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的持续发展，也将不可避免地给人类未来留下难以消除的影响。

　　如果说，向世界开放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里，那走向世界的主动权就不完全掌握在中国手里。中国可以允许美国的思科、高通进入中国，但美国不一定允许中国的华为进入美国，就是现成的例子。更不用说，随着中国财富进入其他国家，安全保障远不是技术人员或金融家所能提供的。

　　“中国打喷嚏，世界就感冒”已成常态，面对相互依存的现实，如何在双赢乃至多赢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发展，成长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破解人类共同问题、促进世界公平公正的建设性力量，正挑战着中国人的智慧，“大国方略”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思考和给世界的答复。（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