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文体具有鲜明的特征，表现为复杂性、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与西方文体相对稳固的板块结构大不同。研究中国古代的文体，理应彰显本国的特色。从关键词的维度观照、审视文体，无疑是新颖的研究视角。下面就以唐宋文体为中心言之。

　　在古代文体学史上，唐宋时期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唐宋众体咸备，各种文体都获得充分的发展空间，文学文体方面，诗、文、词三足鼎立，新兴的小说、戏曲也崭露头角；公牍和应用文方面，与新创文体竞相发展，迎来了历史上实用性文体发展的高峰。唐宋文体批评层累式地多角度探究，并与当时的文体书写产生互动，让文体写作与批评相得益彰。一言以蔽之，唐宋时期是古今文体骈与散、简与繁、文与质、雅与俗纠葛转关的枢纽。

　　唐宋文体学何以呈现出如此特征和面貌？郑骞《宋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定位》说：“唐宋两朝，是中国过去文化的中坚部分。……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唐宋文化既恢宏又复杂，既超卓又平易，既多元又开放，属于成功的贯通、通变型文化，其通变特色影响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体。

　　唐宋文化学术的集大成、综合性的特征，若用当时人的话，而且是最简洁的话来概括，则朱熹《答姜叔权》里的一句话甚为贴切：“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拈出其中的“融会贯通”，不妨说是宋人概括唐宋文化的最佳注脚。文化的融通特征，对于唐宋文学、文体的发展、演进，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深刻的影响。唐宋文体在文化的大视野下，打上了浓厚的“共同体”烙印，表现为分化与综合、限制与超越、对流与融通的复杂多元格局。

　　唐宋文体学的贯通性，突出地表现在文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上。古代文体的结构规则并非刻板不变，实具有灵活组装拆卸的机制，其间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可紧可松，内在亦具有延展性和弹性张力，在一定条件下，其规则会发生位移改变。文体与文体之所以能发生关系，在于它们具有某种同质的因素，例如结构、形式、语言等。假设我们对甲文体和乙文体都很熟悉，但是甲乙的相参相融，却依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会产生令人兴奋的新奇效果。熟悉与陌生，陈旧与新颖，固有与超越，就在文体间的贯通、参融、相资中实现了奇妙的转化。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与贯通密切相关，唐宋开始大量使用“文备众体”一词。黄庭坚等宋人用“兼备众体”来赞美唐代大诗人杜甫，这是充分肯定老杜在诗体方面的集大成。更重要的是，宋人开始用类似词形容本朝文人。诸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朱熹等，都得到过类似“文备众体”的称赞。这种情况在宋以前是没有的。可见唐宋文人的“兼备众体”，成为极为突出的现象。何以文备众体者愈来愈多？这其实是贯通的文化作用于文体的重要表现。

　　唐宋文人学识渊博，擅长多种文艺者不在少数。多面手、组合拳式的才能，让他们一通百通，有了贯通文艺的资本。高手可以游刃有余地出入各种文体，取长补短，互相交通。尤其当一种文体已发展极充分，内部的各种写作技巧、艺术手法差不多被穷尽时，或许只有“跨界”“贯通”，向其他文体寻求参酌，才有可能打破困局，实现新变。可见贯通的实质是创新。韩愈、苏轼等人文备众体的原因就在不斤斤于定法，不为固有模式所拘囿，善于旁通汇贯，善于在精研众体的基础上弥论群言，以闳阔的器识游刃有余地驾驭文体，圆通应物而能自出机杼。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谈到，古代山水绘画的真精神，与古文及与古文相通的诗，有冥合之处。于是聪颖的古人就以作诗文之法创作书画。这其中，王维、苏轼显然是贯通参融诗文和书画的突出代表。唐宋文艺的贯通，形成了一种潮流，从某一文体内部的贯通，到文体间的贯通，再到文体与其他文艺门类的贯通，名目繁多，实践广泛，蔚为一时风气。

　　文体的贯通固然重要，但贯通不是纸上空文，还需要“人”去驾驭和创造。从人出发，“驾驭”就成为观照唐宋文体学的另一关键词。文体一般都有机制，具备特定的结构和功能，运行规律似较机械。然而，运用文体之“人”，却是既讲规则，又有策略的。加之人的创造力无比睿智旺盛，运用文体之人既可以设计新规则，又能打破旧机制，实在是文体变迁的最大原动力。尤其是那些创造力极强的大家，如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驾驭、控制和改造文体的能力极强，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展文体的疆域，文体的结构和功能在他们手上得到玲珑活络的调整。

　　就文体研究文体，容易忽略创作主体的作用，而笔者则想特别强调创制并驾驭文体的“人”，“人”才是文体研究的核心。正因为驾驭文体之人的智慧和心血，才让文体千变万化，姿态各异。舍“人”而大谈文体，实有无的放矢之空谈嫌疑。达弗《现代样式理论》说：“作家的作用就是唤醒具体样式里存含着的所有的‘语义的可能’（semantic possibilities）。”因此，必须认识作家驾驭文体的重要意义，只有智慧的创作，才能调动主客观两方，唤醒“沉睡”的文体，激活刻板的规则，创造新颖的形态，让文体变得鲜活灵动起来。

　　文体规则从来就不能限制古代的文学大家，相反，大家对于通常被认可的、先入为主的东西，存有一种“戒备心理”，甚至抱有“颠覆态度”，他们要昂首摆脱文体规范的束缚。譬如，汉语文学世界的苏轼和英语文学世界的莎士比亚，都是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也都是驾驭文体的绝顶高手。他们的共同之处，突出表现在善于冲破既有的文体束缚，把不同文体的优长综合性地融汇到同一文学作品中。这充分体现出大家贯通的视野和超卓的驾驭文体能力。

　　正因为集文化之大成，又精熟“游戏规则”，杜甫、苏轼等人才能实现对文体的驾驭有道。就驾驭文体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度”。李泽厚《哲学纲要》说：“‘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度’的本体日日新，又日新，推动着人类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把这段关于“度”的思考借用来说文体的生存、创新，其谁曰不然？以文体而论，其“度”的表现就是各种文体的结构和形式，而把握文体的“度”，就是恰到好处地驾驭处理这些结构和形式。文体本身不是刻板、固定的模型，文体的结构和形式时刻在变化，当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要突破旧的框架和积淀，于是文体也就实现了新变和超越。从文体本身的发展来说，有“度”的问题；从作家驾驭处理文体来说，亦有“度”的问题。总之，“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八字，可以作为作家驾驭文体的基本原则，过犹不及。

　　梁启超说：“凡一民族之文化，其容纳性愈富者，其增展力愈强，此定理也。”唐代文化开放，善融会外来文化；宋代文化深沉，善整合多元文化。唐宋文化的融会贯通意义是多方面的，既培养了一批淹博的文人，也促进了文体系统的交流和互动。唐宋文人乃“通人”，而宋代文体系统又贯通多元，由“通人”驾驭开放之文体，遂能除旧染，启新机，别创文体学之光辉局面。

　　从关键词出发，研究古代文体学，可得出新人耳目的见解和结论，或者说凝炼出一些可资借鉴的“精华”。唐宋文体和文学之所以能有辉煌的成就，取决于三大因素，即唐宋整体上融会贯通的文化环境，唐宋整合驾驭文体的超卓能力，唐宋诸文体参酌互用、借体求新的开放系统，三者缺一不可。盖环境、人、系统三者错综为用，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文体、文学的演进和新变。当然，其中最核心的还是人，人视情况，可破可立，而文体亦具有可以调整的空间。人之驾驭文体，实乃文体获得发展的最大原动力。这个结论，或许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和文体书写，亦具有古为今鉴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对照古今，查找差异，今之文化环境如何？今之文体系统如何？今人驾驭文体的能力又如何？当代的文学创作、文体书写，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或许是研究古代文体学意想不到的以古为镜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