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一书写作完成100周年。重温这一伟大著作，不难发现，列宁对帝国主义所作的深刻剖析和重要论断在一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得到验证，《帝国主义论》所展现的客观逻辑和真理力量仍然是我们重要的思想财富。

　　从《帝国主义论》看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当代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与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直接相关。在众多理论思潮中，形而上学的资本主义观十分流行，认为人类历史已终结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就是其典型代表。

　　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有其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过程。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在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最坏情况下），但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38页）。长期以来，不断有人指责和否定“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认为列宁的“预言”落空了。这样的指责和否定之所以错误，根源在于没有注意到列宁的历史辩证法。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经过命运的反复摇摆才退出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也必然经历这个历史过程，决定这个过程的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逻辑，而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

　　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突出表现在其腐朽性的不断发展，其重要表现是金融资本的膨胀、金融寡头的统治。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42页）。由于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金融资本的膨胀、金融投机队伍的无限扩大，金融危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危机都肇始于金融领域。金融投机主义的蔓延和盛行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也造成了不可逆的深度败坏。

　　就当代而言，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均正在遭遇“增长的极限”，这正是资本主义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必然过程和重要环节。这个转化过程绝不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绝不能忽视一切进步势力的主观努力，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内在包含了人民群众这个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历史进步从来都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但历史发展的方向不会因曲折而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不难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因为从资本主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是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71页）。

　　从《帝国主义论》看近现代殖民主义的实质

　　在今天，常有人为近现代殖民主义唱赞歌，将“殖民”美化成“解放”，这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历史观。《帝国主义论》为我们正确认识近现代殖民主义的实质提供了客观历史事实和科学方法论。

　　列宁认为，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殖民侵略是资本扩张的客观要求。这就是近现代殖民主义的实质，离开这个基本点谈论殖民主义必然得出错误结论。列宁指出，“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他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388页）。也就是说，资本输出的利益驱动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同时，按“资本”“实力”瓜分世界是近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基本原因之一。

　　《帝国主义论》强调，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资本输出一定会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进一步发展，输出资本的国家几乎总有可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性质也就说明了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的时代的特征——金融资本导致对世界的直接瓜分。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战争都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瓜分世界市场的直接手段，殖民侵略战争养肥了帝国主义列强，也制造了被殖民国家的苦难史，造成了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殖民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为战争罪行寻找“正当理由”，宣扬“殖民侵略有功论”，即所谓“优越”民族有义务解放和开化“野蛮”民族。然而，殖民侵略者从来都不曾表现出他们的“文明”，相反他们处处表现的是罄竹难书的野蛮，“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2页）。

　　从《帝国主义论》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

　　没有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发展。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的“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有力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往往被人忽视的那一方面，“而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84页）。在研究资本主义最新变化时，列宁敏锐地把握到时代发展的核心问题，认为在研究资本主义变化的经济科学领域中，帝国主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可以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帝国主义论》中，列宁准确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以及这些特性对整个时代的深刻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特性已经作了深刻剖析，奠定了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帝国主义论》根据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即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已经充分暴露，紧紧抓住时代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确立了新的时代任务。如果没有列宁对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科学把握，就没有“十月革命”这个标示人类发展新方向的伟大事件的发生。“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关于金融资本所实行的目前左右着全世界的国际政策（这种政策必然会引起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导致极少数‘先进’强国变本加厉地压迫、抢劫、掠夺和扼杀各落后的弱小民族）的问题，从1914年起就成为世界各国全部政策中的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十月革命也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2卷第173页）。

　　第二，《帝国主义论》还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形形色色修正主义的泛滥，列宁对修正主义作了科学批判，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列宁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活的行动指南，所以它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反映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乱、各种各样的动摇，总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极端严重的内部危机。坚决地反对这种瓦解，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基础而进行坚决顽强的斗争，又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了。在规定自己的任务时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的最广大阶层，在前一时期极片面地、极反常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记硬背了某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而并不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结果就引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哲学基本原理的‘修正’”（《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第87-88页）。列宁重点分析了考茨基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修正”。列宁指出，“‘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7卷第421页）。考茨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必然产物，其特征是在一切核心问题上根本背离马克思主义，其方法论特点是脱离客观实际、用幻想代替现实、用片面的经验代替“事实的总和”。

　　写作《帝国主义论》时，正值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展示其威力和强势的时期，但列宁没有被这些表象迷惑，对帝国主义和因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渗透而产生的修正主义思潮作了科学的“病理分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践发展确立了新方向。而今，《帝国主义论》仍是我们观察和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的“透视镜”。但我们不能止步于此，我们要像列宁那样，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科学把握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