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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积极的处世之道
肖群忠 杨建强
//m.auribault.com 2015-12-09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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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两用中、守经达权的处世方法

  中庸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至高的德性,“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执两用中并非乡愿式的随意调和,而是执其两端而用于中,使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追求行事处世的合情合理,无过无不及。守经达权意味着既坚守道德原则,择善而固执之,又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随时而处中,最终达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高明境界。这种不偏颇、不极端的健全理性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处世之道的显著特性。

  积极入世、忠以为公的群己之道

  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宣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文化,倡导社会个体应以积极的态度在现实社会中立德、立言、立功,达至人生的不朽。而立身处世的第一要义便是修身,即先要在格物致知中涵养德性,学会自处、自立,通过道义的准绳规约自己的行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在自身德性完善的基础上,儒家文化认为社会个体并不是剥离于群体的孤立原子,而对民族、国家有不可舍弃的天职和本务,因而,“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最终目的。个体应有精忠报国、成仁取义的道德使命感,与国家、民族荣辱与共,同进共退。后世宋儒“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的发愿,以及明清士大夫“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的使命感,正是这种积极入世、忠以为公的处世之道的表达。

  亲亲仁民、爱敬他人的人际之道

  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友善是中华文化积极处世之道的重要层面。“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不相爱”正是一切祸乱的起源,所以,无论是儒家的仁爱,还是墨家的兼爱,都强调以爱作为人际情感纽带的重要作用。与墨家不别亲疏、兼以易别的抽象之爱相比,儒家认为仁爱始于对亲人的爱,“爱由亲始”正是儒家仁爱“能近取譬”的切近可行之处。但仅仅将仁爱止于家族是不够的,而应将这种基于血缘亲情的爱人情感从家族推扩到全社会,即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而达“仁民”。在推扩仁爱之情时要遵循忠恕之道的行仁之方,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建立于“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良性互动之中,即梁漱溟先生所说的“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为他人而存在者”。如此一来,才能使全社会成为和谐友善的情感共同体。中国古代的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种类相对简单,主要是“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的五伦关系。现代社会,在人际关系种类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情况下,更应倡导建立人际相敬相爱的美好情感,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人际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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