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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楼里争论不清的问题，到实践中去能够得到答案”

“从实求知”：陆学艺的治学法

宋国恺

//m.auribault.com 2015-05-11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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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天供图

　　学人名片

　　陆学艺（1933年8月——2013年5月）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其学术思想在实践和理论层面对中国农村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方面的学术贡献，不亚于老一辈学者费孝通。他曾为全国推行包产到户鼓与呼，开启了“农村发展理论”研究的先河，他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把社会群体划分为十大阶层，一度成为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参考。主要著作有《社会结构的变迁》、《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等。（宋宇辑）

　　陆学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教育家，其研究始终贯穿于社会学、“三农”问题以及人才培养之中。陆学艺先生对自己一生的概括是：“读书学习，调查研究，写文章做学问。”从其科学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的历程和经验看，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面向实践，到实践中去”。陆学艺将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付诸实践，并恰当地解决了社会科学研究要回答“是什么”、“应该是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种“从实求知”的治学方法，不仅是对费孝通先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治学精神的一脉相承，也是陆学艺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实践中发现需要研究的问题

　　陆学艺认为，社会科学相对人文科学更具实践性、应用性，它直接来源于实践，回应实践提出的问题，总结概括实践的规律，解释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对时代提出的问题作出各自的回答。从实践中来，回应实践提出的问题，再回到实践中去，循环往复、不断修正，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经济体制深刻改革，经济得到了极大发展，经济结构得到了巨大调整，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重要表现之一是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调整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社会地位却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理论框架显然与现实已经严重背离了。社会实践要求，要对这种巨大的社会结构变迁做出新的理论概括，用以正确认识已经变化了的基本国情，并据此制定新的经济社会政策，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陆学艺组织课题组成员扎根基层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历时三年之久，对8个县市、2个大型国有企业、1个乡村社区和1个大学社区调查访谈，完成了11000份问卷和近千份各类人员访谈资料，同时举办了三次全国性的关于社会分层的研讨会和数十次小型专题研讨会，最终完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分化为十大阶层的研究报告。这一研究回应了实践提出的问题，分析了变化了的基本国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要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入认识和分析阶层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人口结构、就业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以利于深入认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

　　陆学艺紧紧抓住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提出的课题，组织课题组奔赴广东深圳市、四川成都市、大邑县、福建晋江市、江苏太仓市、北京怀柔区、浙江宁波市等地，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历时四年完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陆学艺在研究中国社会结构时，曾经抱怨说，我们连什么是社会结构这类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陆学艺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出了能够回应中国社会实际、解释中国社会发展、解答中国社会问题的概念，指出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及其关系格局”。这也符合陆学艺所一贯强调的，“用中国词、说中国话，说让人能够听懂的话”。

　　从实践中寻求解决的方案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临许多要解决的难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办法：“摸着石头过河”。这也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陆学艺认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一员，不过社会科学工作者还要多一项任务，要在同群众过河的实践中，及时去发现、总结群众摸石头的过程和经验，发现和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利于更快地摸到石头，解决更多的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还要把这些经验和规律性认识写成论著，加以宣传和推广，以使更多的干部群众踩着已摸到的石头、顺着已经开辟的道路向前走去，而所有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以各种形式投身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才能有所发现、有所总结、有所成就。

　　1978年夏天，陆学艺根据十多年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思考，发表了《关于加速我国农业发展若干政策问题的建议》一文，提出了12条政策建议，新华社采用并受到了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25条政策。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各地农村轰轰烈烈地率先开始了。1979年4月，陆学艺到江苏、安徽、浙江、上海等地的农村调查，历时84天，了解了许多农村的情况，尤其是实地调查了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同志批准的肥西县山南区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试点获得巨大成功的情况，回到北京，撰写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的文章，这是最早在刊物上公开正面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的一篇文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0年，陆学艺到甘肃兰州市郊、榆中县、定西、陇西、渭源等区县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撰写了《包产到户的由来与今后的发展》一文。这篇文章因为提出了包产到户以后怎样发展这样一个大家十分关注的重大问题，并且做出实行包产到户以后不可能再回到农业老一套的形式中去，很可能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的预测，这在当时全国包产到户还刚刚兴起、争论还十分激烈的时候，是比较新的见解，也是冒巨大政治风险的见解，所以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陆学艺后来指出，“现在看来，包产到户后怎样发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以及在当时能作出包产到户将不会回到原来的老一套形式，很可能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发展前途宽广这样一个结论，不到社会实践的第一线去调查研究，不去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是不可能想出来的。”陆学艺不仅从实践中认识理解研究问题，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

　　从实践中回答现实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新旧冲突、思想矛盾、理论争论几乎是贯穿始终的。陆学艺指出，好在我们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某项事物的标准，这对评判重大问题的争论立下了规矩。

　　1984年我国粮食丰收，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紧接着1985年出现了改革后第一次农业大减产。面对农业减产，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改变了惠农政策，打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结果；有人认为这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弄错了，本来就不该这样改的；还有的人不承认农业生产出了问题，认为是从超常规增产转向常规增产；还有人说这是计划安排的结果，不必过虑。陆学艺先生则敏锐地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当时陆学艺在山东陵县长期蹲点调研，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包产到户、农业大发展的过程，对全局和基层的情况比较熟悉，结合在陵县的经历和感受，面对这场争论，经过实地调查和深入思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发表了《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一文，深刻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业发展的11个问题，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同年6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陆学艺从实践中获得了争论不清的问题的答案。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但社会建设究竟建设什么？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际部门，对此争论不休。陆学艺在各种田野调查和学术研讨会上，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陆学艺经过在延庆县、深圳市、太仓市、晋江市等地的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指出“社会建设就是建设社会现代化”，从而结束了社会建设仅仅是“保障改善民生”，“创新社会管理”，“建立一个能够驾驭市场、制约权力、遏制社会失序的社会主体”等各种争论。陆学艺的这个观点，是从我国生动的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大楼里争论不清的问题，到实践中去能够得到答案。”

　　陆学艺曾经指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正遇上我们伟大祖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性变迁的时期……这些转变发生在拥有10多亿人口的大国之中，其规模之宏大，形式之多样，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崎岖艰难，错综复杂，这是难逢的历史机遇。不仅我国的前代学人没有遇到过，就是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学者也没有遇到过，他们只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中的某个阶段，而我们这一代人却经历了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前期、初期，直到现在中期阶段的整个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这样的时代，是应该出大学问、大学问家的时代。”这正是陆学艺寄予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期望，也就是：做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实践，服务实践。（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社会工作系主任）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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