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代表了中国散文的一个光辉巅峰，成为清代知识阶层文学修养的主要来源和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之所以如此，主要得力于清代选坛的推动。清代选家纷纷选评八大家散文，在今天新的历史语境中对八大家做了新的解读。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部分成果，《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考录》所研究的，正是这样一批选本。

对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调查和叙录

　　要说清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还得从明人茅坤谈起。现存第一个唐宋八大家选本是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万历七年（1579年）由其侄茅一桂初刊于杭州，世称“虎林本”。此后明人孙慎行、吴正?、陈贞慧、郑?等复有赓续之作，多以“八大家”名其集；清人卢元昌、江承诗、朱?、唐?、璩绍杰、华希闵、吴炜、陈兆仑、李元春等踵事增华，唐宋八大家散文之专选，乃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清人所编的这批选本为今人所熟知者不多，钟志伟《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2008年）论及8种，其余散见于公私藏书，尘封蠹蚀，鲜有问津者。近10年来，笔者一身独行，遍游海内，坚持“蹲点调查、手摩目验、复制原书”的原则，续有所得，撰成此书，考辨和综录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48种，内容涵盖编者生平、刊刻缘起、版本异同、评点特色等八个方面。《引论》部分对八大家选本产生的学术背景及其在漫长历史时空中的衍生机制作了宏观考察，并对编者群构成、选文宗旨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作了综合论述，与考录部分构成点面结合、相济为用的两个基本框架。尤其留心于同一种选本的不同版本之间的版本关系及其优劣异同，以及每种选本对以往选本的传承和突破。考论所及，大都探赜索隐，自出裁断，不为成见所囿。

　　文献叙录之外，本书还致力于义理的发掘。文学选本不是文学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文学史权力的隐蔽运作形态”（程章灿《总集与文学史权力》），具有“影响一代风气，确立一种美学传统，促进文学流派的形成，抟聚出一些文学史观念”的强大功能（王钟陵《总集与评点》）。清代唐宋八大家选本是名家散文的评点本，堪称近世文章学的标志性著作，蕴藏着丰富的文章学思想资源。对于这些思想资源，本书撷大取精，钩玄提要，初步建立起较为清晰的框架体系。

　　总之，本书旨在完成对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的全面调查和叙录，并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文章学引介新的思想资源。王水照先生称之为“迄今所见最详尽的全面调查，贡献甚巨”，郭英德先生称其“为明清两代文章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珍贵文献，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从两个方面而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关于“唐宋八大家”名称的论争

　　“唐宋八大家”之名，在清代选坛上是有争议的。

　　一种观点认为唐宋“大家”不止八家，茅坤所选八家取径过狭，而且比例失调，“不可以为定称”。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批评茅坤“选大家而限以八”是“坐井之窥”“适足以掩遏前人之光”，并说“大家有定数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于是增唐人李翱、孙樵为十大家。袁枚《书茅氏八家文选》说，“夫文莫盛于唐，仅占其二，文亦莫盛于宋，苏占其三”，又说茅坤“取千百世之人而强合之为一队”，其所立“唐宋八大家”之名“不可以为定称”。不仅认为唐人入选过少，三苏皆选过滥，而且将八大家界定为没有共性的乌合之众。何焯《唐宋八大家文抄序》则说，“八家文各自成家，其不悖乎六经之旨、不离乎史迁之法则一，故可合八而一之……似此八家者，增一不可，损一不可”，认为八大家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不可增减，与储欣、袁枚的观点针锋相对。

　　另一种观点认为，茅坤“唐宋八大家”之名是对他人成果的盗袭。朱彝尊《明诗综》说：“世传唐宋八大家之目系鹿门茅氏所定，非也。临海朱伯贤定之于前矣，彼云六家者，合三苏为一耳。今《文抄》本大约出于王道思、唐应德所甄录。茅氏饶于赀，遂开雕以行。”按这个说法，《唐宋八大家文抄》一书系出王慎中、唐顺之所选（即甄录），“唐宋八大家”之名系由明初朱右所定，茅坤只是一个“开雕以行”的出资人和发行人。关于“盗王、唐之选”，实无此事。《唐宋八大家文抄》四库提要说：“说者谓其书本出唐顺之，坤据其稿本，刊板以行，攘为己作，如郭象之于向秀。然坤所作序例，明言以顺之及王慎中评语标入，实未讳所自来，则称为盗袭者，诬矣。”有理有据，一锤定音，流传近百年的“盗王、唐之选”说渐行渐远。至于“袭朱右之名”，到杭世骏生活的雍、乾时期，已成共识。杭氏《古文百篇序》说：“元末临海朱氏始标八家之目，迄今更无异辞。”《唐宋八大家文抄》四库提要说：“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此说经四库馆臣的刻意宣扬，似乎已成铁案。然而，朱右选本并不叫“八先生文集”。清末刘声木《苌楚斋随笔》说，朱右所编实为“唐宋六先生集”，而且“立名实未允协，以三苏合为一家，称‘唐宋六家文集’可也，乃以‘六先生’名集。三苏本属父子兄弟三人，焉能并三人为一人耶”。由此他认为朱右所定之名“转不如坤之迳云八家之为得也”。这就推翻了“袭朱右之名”的旧说，还原了事实真相。

　　其实，南宋朱熹的评论和吕祖谦、真德秀等人的选本已经很关注唐宋文。在此基础上，元人吴澄《别赵子昂序》提出“唐宋七子”说，八大家只少苏辙。明初朱右第一次将八家文专选为一书，但其选本只称“唐宋六先生文集”（又称“唐宋六家文衡”），将“三苏”合称为一先生或一家，不尽允当，而且其书久佚，影响不大。茅坤析苏氏为三家，又对唐顺之、王慎中的思想有所秉承，选评并刊刻《唐宋八大家文抄》行世，“唐宋八大家”之名由此诞生。前人积渐之功固不可没，但“唐宋八大家”之有专名，确实始自茅坤。

清代选坛对唐宋八大家的评价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以来，选坛上有一种攻讦八家以自高的风气。乾隆时期，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说，“今有人得八家之粗，即力攻八家之短”。最常见的是说八家“醇驳相参”，即儒学根脚浅，没有完全达到“文道合一”的境界，有时还掺杂着佛道思想或纵横家习气。其中最突出的是三苏。茅坤说“苏氏父子兄弟于经术甚疏，故论六经处大都渺茫不根”，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抄》说三苏的纵横家习气“坏人心术”，“学者若喜此等议论，其渐有流于顽钝无耻而不自知者”。张谦宜《?斋诗话》说：“八家之于经，只是模仿字句，用文作料，就中道理，都未细心研究。所以韩不言格物，欧不信《系词》，王斥《春秋》，苏氏论《诗》《易》《中庸》，极为背戾，皆不得曰知道。”在他眼里，不仅三苏，就是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也“不知道”。此类观点虽然尖刻，但大抵承南宋朱熹而来，并非清人独创。

　　清代选坛释放的新声音来自对这一派的反拨。康熙初年，蔡方炳《八大家集选》说，八大家与原始儒家“异轨而合辙”，那些今人看来“不合道”“不尽合乎道”的所谓“驳”处，是灵活“用道”、救弊补偏的结果，无可厚非。而且在“孔孟已往而后、濂洛未兴以前”的“圣道湮晦”之际，如果没有八大家的“羽翼昌明之力”，圣道就会“绝而不续”。这就将八大家放在古往今来的道统链条上加以观照，肯定了其存亡续绝之功，呼应并加强了茅坤赋予八大家的道统光环，从一个宏大的视角消解了“醇驳相参”说。乾隆初年，沈德潜说，文道合一、有醇无驳的“醇乎醇”境界，只有“宋五子”能够接近，“余如贾、董、匡、刘、马、班，犹且醇驳相参，奈何于唐宋八家，遽求其备乎！”还说“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家之文，春华也。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亦即无舍春华而求秋实者”，站在文学的立场、以一种宽容的姿态为八大家的“醇驳相参”作了开脱。

　　八大家的人格或文章各有所短，向来聚讼纷纭。关于韩愈人格，明人王志坚《古文渎编》说他“一经贬谪，佞词曲舌，可怜至此，不知所谓‘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者安在”“凡言利禄处，皆津津有味……所谓‘情炎于中，利欲斗进’云云，殆自道也”。大略谓其贪位慕禄，不能守困，有时不免摇尾乞怜，献谀当道和皇帝，如《潮州刺史谢上表》和三上宰相书之类。储欣则反问道：“人臣依恋阙廷，自是爱君，非徒为禄位计也。且以远窜之苦，入告天子，此亦呼天呼父母之意，岂云摇尾乞怜乎？”宋代以来韩愈常被讥为“不知道”，储欣尖锐地指出：“宋人沿袭公说，便谓如日再中，反谓公之于道，有未尽知者，得非饮水而忘其源乎？”其拨乱反正的激情跃然纸上。

　　八家之中，曾巩的文章每为人所轻。袁枚说，“曾文平钝，如大轩骈骨，连缀不得断，实开南宋理学一门”。蔡方炳则以为，“使曾氏之文不著，世将谓大家专取奇恣而峭厉，无复有古者淳厚之遗矣。故录曾氏之文，正以云救也”。曾巩是文道两栖的人物，茅坤将他列入八大家，就是为了增加“道”的分量，从而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蔡方炳所论，可以说如见肺腑。曾文不仅理学气息很浓，而且在茅坤看来“迂蹇，不甚精爽”，“凡到要紧话头便缩舌”，“殊属木讷蹇涩、??之无声、嘘之无焰者”，在唐?看来，其“气之优柔，或犹乎东汉之就衰也”（《唐宋八大家文选》）。张伯行则酷爱曾文，与明人王慎中读曾文“如渴者饮金茎露”颇为相似，不过其体会的透辟大大超过王氏。他以“敷腴”“濯炼”“淋漓无际”“苍劲峻洁”“文字曲曲折折，愈劲愈达，如水之穿峡而出，不知其所以然，而适与之相赴”等概括曾文的优点，认为“视欧阳庐陵，几欲轶而过之，苏氏父子远不如也”，新警独到，与茅坤等人的评价不啻霄壤。

　　清代选坛对唐宋八大家的评价，新警而外，还有深细的特征。如陈兆仑论曾文“蹇涩”的成因说：“子固文往往有脱节处及不完全处……往复读之，始悟古人不可轻议。盖势似断而仍连者，险势也；意到而笔未到，即不必到者，渴笔也。有此渴笔险势，而后其味涩，其体重。”以“渴笔险势”释其“味涩体重”，精细高深，又具体可感。陈氏又评苏轼《乞常州居住表》说：“文如失路儿啼，泪珠半落半咽，骤迎其母，乃放声一号，孤孽本易于见思，况忠孝乃其天性哉！”揣情细腻，比喻贴切，将创新的追求、宽厚的态度和深细的体悟打成一片，代表了清代选坛唐宋八大家评论的新风貌。

（作者：付琼 系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