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国家抡才，事关兴衰，故科举典铨，明君所重。有唐一代，官吏的选拔任用，基本是举荐与科考相结合，因此像陈子昂、王维这样的旷世奇才也都留下了“行卷”（应试者在科考之前将自己的诗文写于卷轴内，呈给达官贵人以求延誉介绍）的佳话。

　　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在唐代初年官吏奇缺的阶段，确乎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到了贞观以后，教育大为普及，官员也不再紧缺，读书人依靠科举功名进入仕途的比例越来越小。竞争的加剧和监管制度的缺失，带来了举荐不问德才、只看利益关系的钱权交易。

　　对于愈演愈烈的“饰名求称”“谈毁失实”之风，玄宗非常反感。即位之初，就下诏严令在广征贤才时“务求实用”。开元二年，玄宗任命监察御史王丘为考功员外郎知贡举。王丘对于公卿贵族每年举荐的数百人“一切核其实才”，没有真才实学的一律不取。在随后的十几年，玄宗连续任命了一批刚直不阿的清官知贡举，风气逐渐改变。

　　然而，革除弊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知贡举。此人是王丘的门生，“性刚急不容物”，对于科考的请托之风非常痛恨。考试之前，他与考生们当面约定说：“文章优劣是录取与否的标准，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在考核录取时，我将完全秉公办理。如果有谁请托关说走后门，那我会让这样的人全部落榜。”

　　这个约定，是值得商榷的。王丘知贡举，坚持原则，有才者取之，无才者落之。而李昂不管“文之美恶”，凡有请托，就“悉落之”。严格来说，李昂效法其师，却未师其意，只泥其迹。

　　李昂的岳父曾经和考生李权是邻居，两人相处得很好。李权这次来京参加科举，特地看望了老人家；　老人家就请女婿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关照。这也算人之常情，李昂完全可以对岳父说“考校取舍”当看“文之美恶”，甚至也可以不给老泰山留情面，当场拒绝。可是，李昂却气愤地把全体考生召集在一起，当众数说李权请托的过错，并宣称要把“众君子”文章不够典雅的地方拿出来评论一下。

　　某日，李昂摘取李权文章中的一些小毛病，张贴出来与大家评议，试图以此来侮辱李权。不料，李权拱手上前说：“来而不往非礼也。拙文确实写得不好，刚才主考大人已经指教过了。您写过很多好文章，广为流传，我曾经在路上听人吟诵过，想跟主考官切磋一下，可以吗？”李昂回应：“有何不可？”李权说：“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这是您的诗句吗？”李昂说：“是啊。”李权说：“昔日唐尧到了耄耋之年，身体衰老，厌倦了掌管天下的事，要把帝位禅让给许由。许由听到这个消息后，觉得这污染了自己的耳朵，于是跑到渭水边洗耳。可如今天子春秋鼎盛、年富力强，又没有把皇位揖让给足下，足下却要到渭水边洗耳，这是为什么呢？”

　　本是两句表现自己清高的闲情逸致诗，被李权这样一解释，却成了谋反篡逆诗句，而且貌似有理有据。李昂一听，惊慌失措，于是先把李权交给司法官吏审讯，说他简直就是个疯子，出口不逊，然后将此事写成折子呈给皇帝，既是替自己辩解，也有主动请罪的意思。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事过后，李昂一改“不受属请”的脾气，凡有求者莫不允从。而至于李权，“宪司以权言不可穷竟，乃寝罢之”，最终也没有获罪。正所谓：事非经过不知难，夏虫岂可语冰寒。人习苟且非一日，矫枉过正倍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