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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一种生活方式
贾宝兰
//m.auribault.com 2016-04-22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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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籍的浸润下成长

  英国著名学者培根曾说过读书有三种作用:一是使人不失生活情趣;二是使人善于言辩,在社交场合烘托气氛;三是使人在观察事物、待人接物方面以及职业进步上更加圆熟。培根第一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觉得读书对提高一个人各方面的修养和能力很重要。我国宋代诗人苏轼有句著名诗句“腹有诗书气自华”,也可见阅读直接影响人的精神气质。

  阅读是种生活方式,据我有限所知,曹文轩讲过,谢泳谈过,谢泳把阅读分为职业阅读与趣味阅读。我的生活里,两种形式一直同时存在,有时交织存在。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

  1972年,我中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做校对。表面看,校对是简单的字对字,其实不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校对中产生了许多编辑大家、学问家。就拿《读书》杂志来说,沈昌文、董秀玉都是搞校对出身。那时校对必备的工具书齐全,从《词源》、《辞海》、《新华字典》到各种外文工具书样样都有。我们那时实行住宿制,一周回家一次,晚上参加各种学习。工作中,每校漏一个错字,一个标点,后一个校次的人都要通知你为什么错了,错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说,许多疑难错字是要查的,不能望文生义,而且这些错误要记录在案。因此,从那时起就培养了做事不敢马虎的习惯,并见缝插针地读书,增加知识积累。

  当时人民出版社的大家很多,我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比如有学者型的老领导陈翰伯、曾彦修,著名学者戴文葆,懂17国语言的林穗芳,研究美国史的专家邓蜀生,曾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写书的世界史研究专家吴玉廑,跨国公司研究专家滕维藻,前苏联经济研究专家王惠卿等等。在十几岁的年纪里,这些学者给我树立了一个标杆,尽管这标杆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1982年我到《读书》编辑部工作,开启了我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刚到《读书》时,我主要承担编务工作,并组织与编辑经济类稿件。那时通讯还没有现在方便,去作者家取稿件、送取校样都要亲自上门。当时负责文学稿件的吴彬因为休产假,所以,我有幸接触了一些文学泰斗。曾记得去过家住南小街的夏衍家。他在一进门东厢房的第一间收的校样,我坐他对面,见他人极瘦,说话声音很低。还有家住东四八条的叶圣陶。他家是四合院,一进门有个影壁墙,院里有两棵海棠树。有一次我去时,他夫人正在院子里做泡菜,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制作泡菜。家住三里河南沙沟的钱钟书、杨绛,两位老人很和善,每每要端上水,甚至小点心,拉我坐下陪我说话,去之前还很紧张的我,一下就放松了;还有当时家住前三门的王蒙,第一次见他,我只知道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记得他的校样是站着看完的。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所以,约访与约稿的作者也逐渐集中到经济方面。第一个见的是杨培新,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国企改革提出了承包制,这是涉及企业和财税制度的改革。再后来认识了于光远,于光远一直用电脑写作,我去时,他写什么我们就谈什么,然后话题会展开些。老人家童心不改,一次,拿出一堆铅笔头,摆出各种图案。2003年在丹阳书院,他考证我的名字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煞是好玩,他参加过我们一年一度的读者服务日,最后一次是2007年底,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杜润生。初识杜润生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对他进行采访。因为他与邓小平曾有过一段工作联系。采访很顺利,但整理很难,我这个老北京听他的山西话比较吃力,但好处是,他说的所有事情都告诉我出处。惊人的是,按照他说的出处去查,时间、地点绝没有错。他的采访稿出来后,我去他家送校样。在那篇采访里我删了一句话,老人家居然发现了,问我:怎么少句话?必须加上。我无地自容,真是应了那句:无知者无畏。2002年,他把他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回忆录》全权委托给我出版。这位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丰富经历在这部自传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上述年轻些的经济学家有吴敬琏、厉以宁,在跟他们组稿、给他们编书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做学问的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

  编辑要求知识的范围要宽,有人评说编辑是杂家,沈昌文则戏称为“知道分子”。“知道分子”有一种社会担当,也需要一种眼光。就拿《读书》来说,它得到了知识界的支持,但同时它也培养了一批年轻作者。编辑与作者之间的这种互动成就了后来的《读书》。《读书》通过组织专题活动、小沙龙发现作者和选题。

  享受“趣味阅读”

  2012年我曾在全国政协机关做过一个关于如何读书的讲座,讲座内容刊登在《中国政协》杂志上,题为《读书三境》,来自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个讲座里我提出读书有三种方式,适合三种不同的人群:一是读经典的方式,一句一句读,反复读,反复理解,这适合专业研究人群;二是带着问题读,这适合有一定基础,或对某一问题有特殊兴趣的人群;三是趣味阅读,适合上班族。第一种是精读,第二种是选择性阅读,第三种是浏览。

  回到我自己,按照谢泳说的职业阅读和趣味阅读来讲,除了前面说的职业阅读外,我的兴趣阅读也不少,对感兴趣的问题我会把所有有关论述的书籍放到一起来看。就拿我现在主持的《中国艺术时空》来说,我过去不明白中国古代的国画为什么叫文人画,为什么画面留白多?于是带着问题找书看,找书画人物背景,跟专业人士探讨。知道了过去没有专职书画家,多是落寞文人或官场失意之人,隐居山林,靠书画抒发情感。因为他们不缺吃穿,且多是饱学之士,人文功底好,所以画面意境悠远,想象空间很大。

  我看艺术史,先从最简单的看。2013年我去台湾买回一套佛光寺编辑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感受到宗教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不清楚,于是又是翻书,最后翻到宗教的起源部分。这种看书方式既是职业的,又是趣味的,我不为写什么,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一次看梁思成的《中国雕塑史》,一位搞建筑的学者,怎么谈起雕塑?看完这本书我从建筑材料上找到了答案。看梁思成的《中国建筑营造法》,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营造法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这种读书方法适合编辑。

  我有一个喜好,特别喜欢整理书柜,但不仅仅是把书籍摆放整齐,而是按照我当时感兴趣的问题对书籍进行重新分类。我喜欢循着年代、人物关系来阅读,这比较符合编辑的职业习惯。

  因为职业使然,我一直在阅读且不停地与人交流。我现在办艺术杂志,但没有扔掉人文学科和经济学科。因为到一定层次会发现,学科之间是相通的。

  我在书里书外熏染了几十年,习惯了也喜欢上了这种环境。但我也清楚,即使如此,我的知识结构仍然有很大缺陷,比如,没有受过西学训练,专业的深度不够等。但这种环境的熏陶使得我自己更纯粹,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喜欢这种纯粹。

  从源头深化全民阅读

  阅读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应该从小养成读书的习惯。因为读书可以使人明理,这就要抛弃功利化的教育方式。

  说到阅读,不能不说到书的源头。过去提倡十年磨一剑,现在多产学者一年可以出十几本书,甚至几十本书。但多数著作是文集,所谓文集就是讲演集,真正的学术专著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建立了“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就是要通过鼓励严谨的原创著作避免粗糙的书籍。

  我认为,现在纸质书刊的下滑,书刊质量本身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不能把所有问题都推到新媒体上去。比如我们看学术书,就是要看纸质的,看电子版感觉不对。过去老学者们严谨创作的精神值得现在年轻学者学习,以创作出好的作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出版业繁荣,大家的求知欲很强,好的出版物层出不穷,一本新书上市动辄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我在《读书》时曾开辟一个栏目叫“重读经典”,经典著作常读常新,而且可以解决方法论问题。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代表民进中央就重视大师、学术泰斗全集的出版并给予出版补贴提出过建议,现在好像建立了这方面的基金。对于全民阅读,不能仅仅理解为多读一本书的问题,而是要立足于使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根,根上解决了,就会有更多好作品出来,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作者为《中国艺术时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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