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贺墓在文献和方志中其实一直有明确的记载和名称———昌邑王冢，且“海昏侯墓”这一称谓已用于浙江千载沈戎墓，南昌若再以此命名，有重名之虞。因此将这座墓称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与文献、历史的违背———似乎可以作为这座墓名的第一选择。

　　2015年秋，在历经5年的发掘后，江西南昌新建县海昏侯墓一经消息披露，很快即以保存基本完好、陵园清晰、遗物珍贵而引起各界关注。其墓主也在2016年3月因“刘贺”玉印的发现而被宣布为先是昌邑王、后为汉皇帝、再为海昏侯的汉武帝之孙刘贺。

　　凭借曾经为帝而最后为海昏侯的经历，刘贺的记载要远多于大多汉代列侯。据文献记载，刘贺之父刘髆是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所生，天汉四年（前97年）被武帝立为昌邑王，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六子中，刘髆年龄最小。在汉昭帝去世后，因其“亡嗣”而需要择子为帝。在经过一番抉择后，当时已为昌邑王的刘贺就幸运地登上帝位。

　　虽然刘贺的生年史书未载，但从相关记述推断，他大体出生于征和二年　（前91年）左右，即位时在19岁左右。不过悲剧的是，刘贺即位仅27天后即被“群臣”所废。而其被废的原因，不同的文献近似的记载为淫乱，只有　《汉书·五行志》　认为刘贺失国是因其“狂乱失道”、“狂乱无道，缚戮谏者夏侯胜等”。

　　刘贺被废，臣下言“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被太后所止，“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在被褫夺爵位后，刘贺没有回到之前的昌邑王，仅在昌邑以“二千户”“汤沐邑”生活。而继之即位的汉宣帝一直警惕地监视着刘贺，直到确定“贺不足忌”后才在元康三年（前62）“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不过规定刘贺“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使刘贺不仅不能回京朝觐天子，更不能拜祭宗庙，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列侯。

　　到豫章就国的刘贺，一直生活在宣帝的监控之下。几年后在从扬州刺史那里得知“贺与故太守卒史孙万世交通”后，宣帝马上“制曰：削户三千”，使刘贺仅余千户食邑。很快，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去世，豫章太守廖建议海昏侯除国，朝中“皆以为不宜为立嗣，国除”。

　　刘贺死后如何埋葬，这在汉史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略晚的文献却有隐约记述。如《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公元260年在“高贵乡公卒”后，“皇太后令曰：……昔汉昌邑王以罪废为庶人，此儿亦宜以民礼葬之”，与此相同的记述尚见　《晋书·帝纪》及后世转引。这里“亦宜以民礼葬之”的“亦宜”表明，在刘贺去世310年后的曹魏时期，社会上层还流传着刘贺以庶人“民礼”埋葬的记忆———这与海昏侯刘贺墓的巨大差异甚值深思。

　　而随着位于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墎墩的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这座墓究竟该如何称呼也就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比方说，在媒体的报道及相关介绍中，就出现了“南昌西汉大墓”与“南昌海昏侯墓”等不同的称谓。

　　一般而言，在一座墓葬发掘之后，如果这座墓原来没有流传下来的确定的名称，那发掘者就可据其所在的小地名对其命名，如“大云山汉墓”、“双乳山汉墓”、“长沙象鼻嘴一号汉墓”等等；也可以根据墓葬的时代及墓主的身份对墓葬定名，如“西汉中山王墓”、“南越文王墓”、“西汉长沙王后渔阳墓”等等。但若一座墓葬原来已有过去所遗留的名字，那问题就会复杂一些。如经发掘证实其原名有误，那么发掘者可以重新命名，也可以在原名已成地名的情况下，对该墓的旧有名称不改而遵称不变。

　　目前大家了解最多的，也是最著名的在发掘后没有改名的墓葬，是现在用来与海昏侯刘贺墓作比较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发掘前，这座墓被传为是五代马王之墓，故名为马王堆　（1950年代夏鼐先生已指出其为汉墓），在1970年代初经发掘确定其时代为西汉、墓主为轪侯而与马王无关后，当地一直还是以马王堆汉墓来为名。

　　但无论如何，过去一直都极少见到如“南昌西汉大墓”等以省会“南昌”的大地名来命名的先例———这违背了考古学以小地名命名以尽可能排除重名的学术传统。

　　那它叫“海昏侯墓”是否合适？　我觉得亦有不妥。

　　首先，刘贺墓在文献和方志中其实一直有明确的记载和名称———昌邑王冢。如《太平御览》卷549“礼仪部”引《异苑》谓“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正德《南康府志》卷7“建昌县”下有“昌邑王墓”，言其“在县西六十里，汉昭帝封贺为昌邑王，卒葬于此”。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22有“昌邑王墓”，言“昌邑故城有大墓一所，小坟二百许。志云，豫章有百姥冢，葬昌邑王妾处”。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17也有“昌邑王墓”，“在建昌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有大小二冢”。

　　从这些记载看，起码从《异苑》　成书的南北朝时开始，或至少从传方志较多的明代开始，刘贺墓的名称已固定为“昌邑王墓”并成为地名。刘贺原为昌邑王，之后皇太后在刘贺被废后也将“故王家财物皆与贺”———现墓葬发掘中“昌邑”为名的器物应与此有关，而文献中不仅张敞在向宣帝汇报刘贺的情况时以“故昌邑王”称之，宣帝诏书也谓“封故昌邑王贺为海昏侯”，从这些情况看，虽然刘贺从天子被废后已不是昌邑王，但当时人还是以昌邑王称之———最多称其为“故昌邑王”。因此南北朝以来将刘贺墓名为“昌邑王墓”的名称应该无误。

　　其次，齐永明五年（487年）沈约奉诏撰《宋书》，在其自序中讲“汉有曰戎，字威卿者，光武封为海昏侯，辞不受，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说的是东汉光武帝时曾封沈约之祖沈戎为海昏侯，但其不就而避地乌程。但沈戎虽未就海昏侯，而其墓却一直以“海昏侯墓”为称，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94“江南东道”、宋谈钥《（嘉泰）吴兴志》卷4、明李贤《明一统志》卷40、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　卷289等等，均载乌程县“金鹅山”上有海昏侯墓。因此，我们虽然知道这座墓并不是真正的海昏侯之墓，但“海昏侯墓”这样的称谓事实上用以指称浙江的沈戎墓已千载，那南昌若再以“海昏侯墓”来命名，难免有重名之虞。

　　第三，刘贺虽封海昏侯，但历代方志中的海昏侯所居之城的名字却为“昌邑城”。如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06“江南西道四”、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6、明陈霖《（正德）南康府志》卷7、明李贤《明一统志》卷49和52、明陆应阳《广舆记》卷12、清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38等等，均大同小异地谓“昌邑城，《豫章记》　汉昌邑王贺既废之后，宣帝封为海昏侯，东就国筑城于此”。直至今日，在墎墩汉墓附近尚有“昌邑乡”的地名存在，这就说明刘贺海昏侯国的侯国城的名称应为“昌邑”。

　　第四，若从前引方志看，其所言的“昌邑王冢”位于“昌邑城”一带、主墓外还有小墓若干———至少有大小两座墓的特征，恰与目前在南昌市新建区海昏侯墓勘探发掘的情况完全一致。因此将这座墓称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就不存在与文献、历史的违背———似乎可以作为这座墓名的第一选择。

　　当然，如果认为刘贺在豫章时是海昏侯而非昌邑王，将其名为“昌邑王冢”或“昌邑王墓”存在一些在今人看来名不副实现象，那我想可以按谢旻《（雍正）江西通志》卷110“海昏侯刘贺墓，在建昌县西北六十里昌邑城，内有大坟一所，小坟二百许，旧称百姥冢”的记载，将此墓称之为“海昏侯刘贺墓”。这不仅于史有征，而且也与发掘相合，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异议。

　　需要指出的是，在海昏侯刘贺去世后，虽被除国，但后汉天子还是为了表示宗族和睦而绍封其后，重新设置海昏侯国。直接名这座墓葬为“海昏侯墓”而不添加墓主名称的话，就会与其他代海昏侯墓出现冲突。因此，要是不名此墓为“昌邑王墓”而名“海昏侯墓”，那添加墓主的名字，称“海昏侯刘贺墓”，可能会更加清晰一些。

　　当然，也应指出的是，与考古发现海昏侯刘贺墓基本未被盗掘的情况不同，在　《太平御览》　卷549“礼仪部”引《异苑》　中谓，“元嘉中，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这是昌邑王墓被盗的确切记载。在这则文献中，“豫章”的地名提示此“昌邑王冢”应非远在山东的昌邑王刘髆之墓，就是说，它应是与位于古豫章今江西境内的海昏侯刘贺墓有关。但这条文献约略，“胡家奴”所“开”的“昌邑王冢”究竟是不是刘贺墓，有待更多的资料才能加以判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